最后，从我国司法实践来看，检察机关也确实在不断尝试扮演环境公益诉讼案件的原告资格这一角色。如四川省阆中市检察院起诉群发骨粉厂环境污染损害纠纷一案就是由检察院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受理了该案并判决检察院胜诉。[3]再从国外的司法实践来看，由检察机关提起环境公益诉讼已成为一种惯例。在法国，检察机关可用“代表社会”的名义，作为当事人参加各类公益诉讼；德国也确立了行政诉讼的公共利益代表人制度，检察官可以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人，代表联邦或地方独立提起环境公益诉讼或参加行政法院的环境行政诉讼。
　　
　　（二）公民或环保社团主导型模式
　　
　　如果说国家机关主导型模式体现了国家本位、权力本位的话，那么公民或环保社团主导型模式则体现了社会本位。美国自1970年颁布的《清洁空气法》开创了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后，几十年来通过联邦法院在司法判例中的积极解释，已经将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范围扩大到任何人，包括检察机关、政府机构、非政府组织、社会团体乃至公民个人，但起主要作用的却是普通公民。将环境公益起诉权赋予公民也符合公益诉讼的宗旨和环境保护的公众参与趋势。
　　
　　首先，公益诉讼从最初产生时起就将起诉权平等地赋予公民，以借助公众的力量促进公共利益的保护。如罗马法规定，公益诉讼是指私人对危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提起的诉讼，除法律有特别规定外，凡市民均可以提起。在具有造法效力的“大法官敕令”中也规定，具有公民权的罗马市民可用自己的名义向法庭提起基于公共利益的诉讼，赋予公民起诉权。[4]
　　
　　其次，将公益起诉权普遍地赋予给公民是克服单纯的政府管制所导致弊端的需要。根据我国现有执法体制，行政机关虽然承担了国家机器运转的绝大部分职能，但法律赋予行政机关的强制执法手段极其有限，手段与职能之间距离很大。就环境行政执法各部门的职权划分而言，各个环境行政执法部门之间职责不够明确，存在着执法交叉现象，环境保护行政机关内部职能机构之间职责不够清楚，关系不顺。赋予公民环境公益起诉权，公民通过诉讼方式参与环境管理，一方面可以监督环境保护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克服环境执法违法、执法懈怠以及环境执法利益部门化等弊端；另一方面又可以推动环境保护管理民主化，提高环境保护管理决策的科学性、民主性，降低环境政策和环境法律的执行成本，提高环境保护行政机关的管理效率和质量。
　　
　　再次，将环境公益起诉权赋予公民是保障公民积极参与环境管理事务的需要。在当代社会，随着公民环境保护意识的不断增强，环境权利诉求的日渐强烈，公民参与环境保护管理的要求也越来越强烈。从理论上说，公民作为社会公共利益的主体或最终受益者，应当让公民自己知道何谓自己的利益以及如何管理自己的利益。尽管我国环境保护一直提倡和强调公众参与，但这种参与是以义务为本位的，相关法律并没有将这种参与义务转变为公民的参与权。缺乏公民积极主动参与，环境保护行政执法的效率自然不会提高。所以，赋予公民环境公益起诉权不仅是回应公民环境诉求日益强烈的需要，也是实现公民积极参与环境管理事务的重要途径。从环境公益诉讼历史发展角度考察，我们不难发现正是公民日益高涨的环境公益诉求直接推动了公益诉讼的产生及发展。缺乏公众参与热情，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只能成为一辆缺乏动力的机车而日渐废弃。可以说，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确立及发展过程本身也是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的不断拓展，以及公民提起环境公益诉讼渠道越发通畅的过程。环境公益诉讼的本质属性也要求起诉权必须从国家主导型逐渐向社会主导型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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