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定宇先生在其著作《寻找法律的印迹》中说过这样一段话：“问世间，法是何物？法其实是一种‘公平正义的行为习惯’。”[①]而一个良好的法律，其判断标准也不外乎是公平、正义、诚实等美好的情感品质与伦理价值，这种品质或者价值被吸取到法律之中后，便要求法律具有惩罚奸恶之徒、保护无辜者的意义和功能。在西方的法律价值文化体系中，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言，“法治应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订得良好的法律。”[②]在东方古老的中国，《国语》中说的好“赏善罚奸，国之宪法”，就是说“赏善罚奸”是国家法律的根本原则。凡是符合这些价值的法律是良法，反之，如果法律倒行逆施，随意惩罚无辜的善良之民，那么，这样的法律就一定是暴戾无道的恶法。

　　在我国历史上，众所周知的恶法不少，而“连坐”之法就是典型的恶法之一。所谓连坐，是指因他人犯罪而使与犯罪者有一定关系的人连带受刑的制度，又称相坐、随坐、从坐、缘坐。这种法律据说是由商鞅发明的，《史记·商君列传》记载：“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 司马贞索隐：“一家有罪而九家连举发，若不纠举，则十家连坐。”实际上，连坐起源甚早。传说夏启有一条军令：“予则孥戮汝”(《尚书·甘誓》)。所谓孥戮，即对犯罪者除惩罚本人外，还罪及他的妻和子。《尚书·泰誓》有“罪人以族”的记载。西周、春秋、战国时期，都有连坐的制度。秦文公二十年(前746)，“法初有三族之罪”（《史记·秦本纪》），即一人有罪，延及三族。后来商鞅相秦，立相坐之法：①十家为伍，有问题要互相纠举揭发，否则连坐。如不告奸，腰斩；匿奸与降敌同罪。②怠贫收孥法，对于因怠惰而贫苦的平民收录其妻子，没入官府为奴婢。③里典和伍老也因其该管范围有人“犯罪”未检举而连坐。汉承秦制，初期连坐的范围也很广泛，文帝前元三年（前 177）废收孥相坐律令（《汉书·文帝纪》），但实际上只是缩小了连坐的范围，使免坐者增多。晋时因免坐渐多而有“免坐律”。晋明帝（322～325在位）时夷三族不及妇人，凡从坐的母、妻、姐妹等皆没入官府为奴婢。唐律对谋反、恶逆、不道，凡不在族诛之列的，如年15以下的子及母女妻妾、祖孙兄弟姐妹，都没入官府充当奴婢。但有例外:凡男夫年80及有笃疾，妇人年60及有废疾的，女已订婚尚未嫁出的，媳已订婚尚未娶入的，儿子被别人收养或出家、入道的，都不缘坐。明、清律规定：凡谋反大逆不在族诛之列的年15以下男子及母女妻妾姐妹、子的妻妾，都给功臣家为奴。清律还扩大缘坐范围，对于奸党、交结近侍、反狱、邪教诸项，都有缘坐。中华民国时期国民党政府在一定区域实施保甲制度，也以戒严令、行政命令规定连坐办法。[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