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该文作者：何　兵

　　载于：《行政法论丛》第五卷，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

　　在中国，三权（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不分不是什么创新，而是传统。恰恰相反，将三权清晰而准确的区分，反倒可能是发展的方向。

　　该文所谓的“听取利害关系人陈述、以证据为依据、允许律师参与等”，并非“司法程序要素”的专利。普通人的某些民事法律行为也完全可以具备上述各要素。至于“行政机关独立性加强”，就更不是“行政司法化”的表现了。在中国，司法机关恰恰是不独立的代名词。更何况，难道行政机关的独立性原本还不够充分吗？难道还会有哪一种社会力量胆敢挑战行政机关的独立性吗？难道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吗？

　　在英国，行政裁判所的属性是清晰的——司法的，而非行政的。该文之所以引用就这一问题所产生的争议，但愿不是想以此作为行政与司法交织不清的佐证。

　　行政处罚中的听证程序，的确是在“克隆”司法程序，但结果一定是有害无益。行政追求的是效率，司法追求的是公正，两者的目标不同，手段和过程也应不同。貌似平等对抗的行政处罚听证程序，因缺乏真正的中立属性的裁判者，实际只达到了做秀的效果。徒劳无益、劳民伤财。

　　行政立法中的听证程序，就不是行政司法化的问题，而是行政立法化的问题了。

　　三权之间“随意串门儿”，不分彼此，相互兼容，这是对“分工与合作原则”这一最基本的社会发展规律的颠覆，不是前进，而是倒退。

　　“行政官员的供养成本”“远远低于”“高薪供养的法官”，这肯定不是今日中国的现实（别人不敢说，至少法官们的鼻子会气歪了）。

　　司法解决纠纷当事人的花费几何？

　　1、诉讼费。原告预交给法院（最终由败诉方承担）。这一数额的高低取决于：甲、在国家与案件当事人之间司法成本的分担比例，也就是说司法这一特殊的“公务服务”最终由谁来买单？如果国家权力的行使具有绝对的公益性，那么就应该免费（例如刑事公诉就不缴费）；但是，有可能出现乙、滥用诉权。滥用诉权具有极强的隐蔽性，不易识别。在没有更有效的防范措施之前，预收诉讼费可以起到一定的遏制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