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进德博士不仅是我的友好同事和诉讼搭档，还是我的山东同乡和华政校友。我俩的私交一直很密切，他称我阿耿或绍章，我称他进德或砝码。尽管不能天天在一起，但自相识以来，每天总会有电话连线或者短信来往。为此，双方配偶经常感到“很吃醋”，甚至觉得我俩关系不寻常，可能是对同性恋。

　　关系确实不一般，但还不至于——似乎也不可能——发展到恋情。可是，这么“哥俩好”的交情，我却仍感不知足。这几天，我在反复琢磨着，想去法院一纸诉状把他告了！

　　如此相好如此“铁”，凭什么要发神经地起诉他？说来话长。2006年，因为“同价不同票”，我状告铁道部和上海铁路局，状告铁道部和北京铁路局，那是我第一次当原告打官司，两宗起诉的被告都有铁道部，这么有影响的“大案要案”，我聘请进德当我的代理人，显然是看重了他的人品和能力。作为回赠，在他当年起诉铁道部和上海铁路局时，我也友情出场，做了他的诉讼代理人。在委托授权书上，对于他该干的活以及怎么干，我写得明明白白，他也满口答应并爽快签字。可是，真正去起诉了，我却很失望，突然发现，在如何选择诉讼代理人这个事关诉讼命运的大问题上，我算真是走了眼，彻底看错了人。法律关系那么简单的一个民事纠纷，他愣是没帮上忙。口口声声说他跑了上海铁路运输法院好几趟，电话了打了好多次，三番五次和立案庭法官讲法律、说道理、谈利害，到头来还是无功而返，怎么也没说服法院依法受理。这样蹩脚的代理能力，完全误了我的事，让我和铁道部对簿公堂的美丽梦想彻底破灭。最终不了了之，如今过去三年多了，铁路客运还是“同价不同票”，在车厢里站一天一宿的，和坐在沙发上睡大觉的，一个价。

　　虽然说，三年来一直为此很郁闷，但我毕竟算是心胸开阔、通情达理的，从来没和他计较这些。可是，无独有偶。2009年12月初，因为神秘的“知情权”，我又“尝试着起诉了中国移动”。虽然被告不再是三年前的部级国家机关，但也是著名电信企业，号称“全球通”，大概地球上是个人就知道。我这人好写不好说、能写不能说，玩弄文字游戏尚可，但真要耍起嘴功夫来，却“次品”得一塌糊涂！一到法院就吓得打哆嗦，一上法庭就手忙脚乱，心跳得厉害。所以，我打官司必须请人代理。就告中国移动这个案子，虽然是小标的，但有大权利，我实在马虎不得。原本已着手物色了一位上海名律师，但想想本案标的毕竟只有1块钱，请个律师不划算，再说我也一直穷得很，肯定付不起律师费，也就没去律所签协议。想来想去，知我心者、晓案情者、好诉讼者、一分钱不图一毛钱不赚者，就数诉讼搭档张进德了。于是，我鼓足勇气，强装走出三年前他不能帮我立案的阴影，为了再次考验进德的代理能力，又把这个和中国移动出场对决的好机会送给他，正式聘请他作为我在本案的诉讼代理人，签发了授权委托书，并专门找了一家打印店制作了“代理人证”，将他近期一寸正面免冠照片、身份证号码、代理权限、代理期间、发证人、发证日期和代理证书编号（09001）等信息，公示于证件正反两面，塑胶封好，钻个眼儿拴根红绳子，挂在胸前，很像那个样子，估计也是全国首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