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案中发生频率最多的应该是孀妇改嫁问题。很多孀妇改嫁遭到夫家反对。比如，某孀妇夫亡三日就改嫁他人，判官问，“今询瑞招何日亡？陈氏何日嫁？则以廿四以至廿六，仅三日耳！岂是妇之每饭不忘嫁也？”[13]还有孀妇卷洗前夫财产移向新夫之家的：在“一件狂诈事”中[14]，孀妇周氏夫亡之后并未立即改嫁，表面以节义自居，“盖明知亡夫之产业素饶，而欲攫家笥以上别船耳。”待产业号簿在手之后，便“转瞬又作他人妇”。所谓节义，不过是谋产的幌子而已！当然，也有夫亡守志的孀妇，只不过遭遇的是另外一种讼争。在“一件砍门事”中[15]，“王氏夫亡身寡，淹留未嫁”，族叔竺世怀与恶党戴叔明二人在薄暮之际“硬登门作伐”，究其目的，“无非嫁其人，以涎其产耳。”类似情形并不少见。在一宗“谋产逼嫁事”中[16]，孀妇余谭氏早年随夫在省佣工，夫故后仍携幼子往省，被堂弟余中先劝归。次日又将氏所寄邻舍之木器箱笼等移往别处，并不准氏另寄他家之衣箱取带往省。此案中余中先虽称堂嫂少艾孀居，不宜外出，但其所限制的始终是相关财产而不是余谭氏本人，孰轻孰重，一目了然。

　　立继案件中的亲属争讼尤为激烈。在“一件抄诈事”中[17]，张茂林年老无儿，立嫡侄张自庆为嗣。张自庆甫立之初假惺惺为嗣父代祷，“欲其有子，且不欲自居嗣子者，正以善慰叔心，而坚其继于金城之固也。”迨其叔年暮，自庆“或区田画井，行止自恣；或呼奴捶婢，唯诺渐移。”张茂林感伤之下，便舍自庆而立自强，讼端因此开启。此案中张自庆费尽心机，全无赤子之心，不过为贪图产业而已，也难怪判官合杖治之，“以为见利忘义之戒”。在一宗“朋党帮霸事”中[18]，萧正中与明述、明逑本是同胞兄弟，后来正中出继，明述故而无子，其妻胡氏择明逑之子汝翼为嗣。胡氏去世后，正中便以己子汝麟易之，反先捏情控告。未几而汝麟死，又属媳尹氏续控。正所谓：“风波迭鼓，辗转纠缠，无非欲遂其夺产之计。”在此案中，萧正中同室操戈，蔓延八九年，只为争产，根本不顾及伦理亲情。同室周亲争继夺产之激烈绝非孤例。在一宗“藉势健讼事”中[19]，萧同氏之夫廷裕身故乏嗣，廷裕之弟廷祎以襁褓之子承继。萧同氏拨给田四十硕，继子数岁而殇。廷祎又欲以长子续继。萧同氏因故夫田产被其侵夺，不敢再让廷祎之子立继。经族调处，令萧同氏再拨田五十余硕给廷祎父子。萧廷祎“置宗祧于弗问……以亡子承继之虚名，蚀寡嫂遗产之过半”，但其并不满足，之后萧同氏售田与堂弟萧廷绰为业，廷祎再次捏情阻控，真是“蛇蝎之心愈贪而愈毒，鬼蜮之谋愈幻而愈诈”，令观者无言！

　　最后看谋产案件中亲属的表现。先说嫡庶兄弟。在“一件惨斩事”中[20]，何圣志与已故圣忠为嫡出同母弟，而何圣懋与圣慧为庶出同母弟，其父遗田四十七亩，为嫡母骆氏所掌控。“圣懋等有涎空垂，望望如远行客者，殆亦有年”。不久此田卖得银一百五十两，“明入骆氏手，实暗饱圣志腹矣”。之后，骆氏母子对圣懋“始饮以旨酒，继啖以厚贿”，惟有圣慧毫无所得，因而成讼。此案中母子兄弟毫无伦理亲情可言，为了争产，何圣懋“始与嫡兄吴越，继又与胞弟参商”！再来看一宗同胞兄弟争产之事[21]：郭英俊与英楷为骨肉至亲，之前英楷以田产售与英俊，却因户粮过割引起争端。“楷之业步溢于斗，推除粮数，照斗算则足额，按弓步则缺收。”正所谓“虽小有参差，然兄弟之间，总当以情胜理，况所差实止升合，尽可两行通融。” “奈何区区毫末，互相坚持，缠讼至七八年之久。其间枝牵蔓引，不一其端。”历经几任县官“开譬万端，申饬再四”，郭氏兄弟毫无悔愧之意，怪不得判官说“伦常乖舛于斯已极”！在“一件宪斩事”中[22]，为争一黄口弱儿之产，不同亲属更是轮番上阵，丑态毕具。舒陛为已故舒永祥之子，而永祥（又称水永祥）又为舒允明养子。舒永祥患病身亡之后，其兄水国太罔念母子之依，将弟妇缪氏转嫁他人，并以聘银为娶妻之资。判官因此叹曰：“是举也，比之兄收弟妇，仅彼善于此耳。虽闻有事伯兄如事父者，而不闻弟妇为粟，己妻为械器也。”涉讼之后，县断舒陛与祖母夏氏而居，岂料夏氏“取故夫田产，尽卖生员吴绶章父”。此时又有舒亮认允明为同宗，携舒陛鸣鼓。判官怒诘道：“试问永祥之死，国太之占，缪氏与夏氏之改嫁，屈指数十年间，几多花谢水流之叹！而亮皆安在？不过假陛为奇货耳！”宗法面纱之下的功利之心，无所遁形。

　　以上这些亲属争讼的个案让我们看到，在明清时期的社会生活中，亲属之间罔顾血缘和伦理，为了利益而争讼寻常可见。兄弟、叔嫂、婶侄之间争讼之激烈，让我们很难想象当时的社会存在普遍的伦理约束。除了判官标榜血缘伦理因素之外，争讼各方几乎一边倒，看不到伦理与功利的冲撞与对立。甚至，血缘关系并没有缓解利益之争，反而成为亲属间争利的缘由。毫无疑问，兴讼并不是明清社会最重要的纠纷解决方式，没有进入官府审判的亲属纠纷应该更多。由此而论，明清社会中的功利因素比血缘伦理更加真实。

　　三、亲属争讼中的宗族因素

　　在亲属争讼所凸显的问题中，除了伦理与功利的关系需要重新认识外，宗族也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因素。

　　先说宗族权威。瞿同祖先生曾说：除祭祀而外，族长最重要的任务是处断族内纠纷。族长在这方面的权威实是至高的，族内的纠纷往往经他一言而决，其效力决不下法官。例如族中立嗣等问题，常引起严重纠纷，有时涉讼不清，法官难以判断，断亦不服。只有族长及合族公议才能解决这种纠纷，往往一言而决，争端立息。[23]但事实上，在《折狱新语》和《槐卿政迹》所记载的11例争继立嗣案中，5件没有宗族干预的记录；在6件有宗族干预记录的案件中，争讼当事人并不理会宗族的意见而坚持兴讼。比如，在一宗“吞产指继事”中[24]，萧发特久出未归，族议其侄兼祧两门，从堂兄弟萧润姿为其经营田产并增益良多，却被萧发捷等以吞产指继绝嗣控告，对族议兼祧之事提出异议。在一宗“勒继殴尊事”中[25]，通达兄弟与嫡嫂吴氏争讼，虽经判官“批族调处”，但是嗣后依然“屡息屡翻”。这说明即使在争继这样的核心事务上，宗族的处断权威也是有限的。

　　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判牍材料并不适合用作分析宗族的权威问题，因为绝大多数被宗族成功处断的纠纷不会在争讼中出现。的确，明清时期的官府抱着息讼的态度，非常希望宗族能够有效地处理其内部的纠纷。比如知县沈衍庆在《槐卿政迹》的一则息讼告示里就说，“照得为政首在安民，而安民贵于省讼。鄱邑民情好讼，睚眦微嫌，往往饰词架控，连期催渎，以致案牍纷纭。……嗣后除命窃重案，仍随时据实首告外，其余口角、户婚、田土一切，务宜情恕理遣凭公处息。”[26]但是，统计数据表明，即便有官府的积极支持，宗族也没能真正地承担此种责任。如果宗族在纠纷解决中具有突出的权威的话，诉至官府的亲属争讼案件不会达到三成之多。当然，亲属争讼比例特别高还有一个可能的因素，就是明清时期很多自然村落本身就是聚族而居的血缘组织，生活于宗族之中，自然也就纠纷于宗族之中。按说这种聚族而居的村落正是宗族解纷最理想的场所，它也不能构成官府中亲属相争比例尤高的理由。不管怎么说，《折狱新语》和《槐卿政迹》作为明清两代的实判，虽然其收集整理具有一定人为加工的痕迹，但对于亲属争讼案件而言，其依然不失为一种随机行为。从这个意义上讲，三成左右的亲属争讼比例足以显示宗族权威的脆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