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行刑社会化与社区矫正

　　“监狱的封闭生活造成犯罪人出狱以后难以回归社会。尤其是在变化日新月异的现代社会，与监狱的封闭性形成强烈的反差，这就增加了犯罪人再社会化的难度”。[i]所谓行刑社会化，“是指为了避免和克服监禁刑存在的某些弊端，使刑事执行服务于罪犯再社会化的目标，而应慎用监禁刑，尽可能对犯罪人适用非监禁刑，使其在社会上得到教育改造；同时对于罪行较重有必要监禁的罪犯，应使其尽可能多地接触社会，并使社会最大程度地参与罪犯矫正事业，从而使刑事执行与社会发展保持同步，为罪犯顺利回归社会创造有利条件。”[ii]这一定义强调了行刑手段与行刑目标的统一性，即通过社会化的行刑方式实现罪犯再社会化的行刑目标。

　　行刑社会化是为了配合罪犯再社会化目标而形成的行刑理念和模式，是实现罪犯再社会化的必由之路。行刑社会化不仅仅是刑事执行中的一个原则，而是作为一种代表着刑罚发展方向的刑法理念，具有刑事政策层面的意义，对于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都有一定的影响和促进。一方面，自由刑在当今各国刑罚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自由刑的执行构成刑事执行活动的主干，而行刑社会化反映了现代自由刑执行的最高理念，即促使罪犯回归社会，因而行刑社会化原则具有全局性的重要地位；另一方面，管制、单处罚金等非监禁刑往往是作为监禁刑的替代措施而适用的，其适用本身就体现了行刑社会化的影响，同时，非监禁刑的适用和执行在一定程度上也要考虑罪犯的再社会化问题。例如，在判处罚金刑时应适当考虑犯罪人的经济负担能力，没收财产刑只适用于罪行严重的罪犯，尤其是应慎用没收全部财产，这些除了人道主义的考虑外，实际上也考虑到了罪犯再社会化的需要，因为判处使犯罪人不堪重负的罚金刑或滥用财产刑，会使罪犯经济生活面临困境乃至绝境，这显然不利于罪犯的再社会化。“正是基于罪犯再社会化的目标，考虑到每个犯罪人的主观恶性大小、再社会化的难易程度不同，才有必要根据每个人具体的人格状况的不同，进行个别化的矫正和处遇。因此，就同其他行刑原则的逻辑关系而言，除了行刑人道化之外，行刑社会化也应是一个居于前位的概念。”[iii]除了实定法意义上的法律原则的地位之外，行刑社会化更重要的价值体现在刑事政策意义上。正如大多数学者认同的那样，行刑社会化代表着当今世界刑罚改革和发展的趋向之一。趋向并非遥远的推测，而是一个动态的演变过程，因而这一层意义上的行刑社会化发挥着刑事政策的导向功能，积极地渗透和影响着刑事立法与司法实践。从刑事一体化的角度看，行刑社会化不仅意味着刑事执行的社会化，实际上在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中也有一个社会化的问题，立法上的社会化为行刑社会化提供制度资源，司法上的社会化为行刑社会化铺垫裁判基础。从运作的层次看，行刑社会化更多地受刑事立法和司法的制约；但从理念的层次看，行刑社会化作为一种刑法思潮，会推动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的改革与改善。总之，理念层面的行刑社会化，就是作为行刑基本原则的行刑社会化，作为刑事政策思想的行刑社会化，作为刑罚发展趋向的行刑社会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