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之随想

　　2009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已于前日揭晓，结果或许多少有些出人意料。如果说Oliver Williamson还称得上经济学名宿，那么，对于Elinor Ostrom的名字，许多经济学家甚至没有听说过（央视嘉宾李稻葵教授似乎就是其中一位）。至少从广义上讲，这两位都可算得法经济学家--假如Ostrom算得经济学家的话。他们的著作被法学者广泛引用，Williamson还曾担任伯克利加大法学院JSP博士项目的教员。这样说来，既Ronald Coase （1991）与Gary Baker （1992）之后，此次可谓诺贝尔奖第三次颁发给广义的法经济学家。作为学习法经济学的学生，对此自然欣喜：喜在法经济学的研究视角再次得到国际学术界的肯定--或者更准确地说，喜在科学化的法学研究进路大有可为。喜不自禁，便不揣浅陋，要提起笔来一抒管见，以求教于大方。

　　一、两位获奖者的学术贡献及其对法学的意义

　　（一）Oliver Williamson

　　1.学术贡献

　　Oliver Williamson是公认的新制度经济学（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 NIE）及其重要分支交易成本经济学（Transaction Cost Economics – TCE）的奠基人之一（Shelanski & Klien 1995），也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命名者。众所周知，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的思想最初是由Coase提出的，不过，Coase在其最经典的两篇论文（Coase 1937, 1960）中并没有使用“交易成本”这一术语，可以说交易成本这一语汇在学界深入发挥影响很大程度上仰仗Williamson之功。

　　Coase率先提出了“公司的边界如何确定”这一问题，并运用交易成本的思想构筑了有关公司性质的基础理论（Coase 1937）。他认为：公司与市场是两种组织经济活动的选择项，而公司的边界则取决于运用市场的成本（即后来人们所谓的交易成本）与协调公司内部运作的成本之间的相对关系。简言之，在同等条件下，当运用市场的成本升高时，我们就会看到更多的经济活动将在公司内部进行，从而令公司的规模扩大。其后的新制度经济学家在此基础上加以发挥，扩展出公司之合同本质的理论（Cheung 1983），并对现代公司法的理论基础产生了重要影响（Easterbrook & Fischel 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