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权是一个人最基本也最重要的权利。人类社会从一产生，就发明了复仇的方式来保护自己和部落人群的生命。但是复仇带来了无尽的仇恨，也让整个社会陷入恐惧和混乱的海洋。生活不得安宁，生产无法进行。面对着自然尚且无力征服的人类，不得不在仇恨还是生存之间作出艰难的选择。最终，人类选择了和解。在加害人一方赔偿一定数额的实物或者金钱之后，被害人一方即放弃复仇，从此两不相欠，和平共处。这就是所谓的Wergild（赔偿命价）。这是人类社会为了生存与发展而对自己本性的第一次妥协。而它也确实为人类带来了和平与进步。许多民族能平静地走进二十一世纪，应该归功于这一妥协。这也是几乎每一个民族都要跨越的阶段。西方的日耳曼，东方的阿拉伯，均无出其外。

　　中国的汉族自古即奉行“杀人偿命”的观念和做法，没有Wergild的历史记载。但是民间一直存在的“私和”习惯，说明汉族的祖先也不曾例外，只不过在现存的史籍中我们看不到了。但中国其他民族却几乎都不乏其例。近代的藏族、彝族、傣族，毋庸多言。一册又一册的调查资料可以为证。即使古代，也是如此。建立了北魏王朝的鲜卑族，在昭成建国二年下令：“民相杀者，听与死者家马牛四十九头，及送葬器物以平之”（《魏书.刑法志》）。女真族，在其始祖完颜部落时代，即有“杀人者，偿马牛三十”的习俗（《金史》卷1《世纪》）。西夏的党项族，更明令“杀人者，纳命价钱百二十千”（《辽史》卷一一五）。这是笔者所见“命价”一词在古书中最早最明确的记载。

　　但是，在中国的“蛮族法典”里，我们找不到一点Wergild的影子了。甚至其中最积极的因素：对犯罪被害人及其家属的损害赔偿，也消失得无影无踪。这些少数民族在与汉族接触之后，原来放牧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发生改变，逐渐接受了产生于农耕社会的汉族文化，包括“杀人偿命”的法律文化。而他们的君主，如阿保机、完颜亮、元昊等，又都十分倾慕汉族文化。所以，无论是金朝的《泰和律义》，还是西夏的《天盛新令》，都只是唐宋法律的翻版。Wergild对于这些少数民族建立的国家的法律几乎没有产生什么影响。

　　但是，Wergild并不会只是被动地退出中国历史的舞台。它还有着回潮的一面。近年藏区即有这种现象（辛国祥、毛晓杰：“藏族命价银习惯与刑事法律的冲突及立法对策”，《青海民族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而它最大的历史功绩，则是在蒙族和汉族文化的激烈冲撞下，化身为烧埋银，在元朝的法律里，找到了自己的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