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政府可以压制人民对它的批评，却不可能强行获得人民的拥护。虽然镇政府的行为目的是想通过以权力压制权利的手段来争取维持“稳定的秩序”，但事实上会引起更剧烈有力的权利抗争，威胁权力的权威性和权力大厦的稳固。长此以往，公民对政府的不满长期压抑之后，很容易造成群体性事件，会给法制的建设造成更大的代价。

　　同时，现实中政府官员没有履行好职责，将大部分时间用于完成上级下达的任务，不仅公民的法定政治权利没有得到保障，而且公民作为纳税人，使政府官员得以发迹的同时，却没有享受到本应享有的公共权利，即公民不断履行义务，却没有享受到应有的权利。这是不公平的。

　　最后，由于政府作为权力资源的垄断机构这一特殊地位，使得官员们可以动用政治权力资源对公民活动进行行政干预和强制。而政治权力的膨胀在利益的驱动下，又演化为官员们超越政府的职权范围，进一步制造垄断或行政管制甚至侵犯公民各项权利和自由。

　　因此，我们需要对现行的体制进行反思，与其从对行政监督这一“标”上进行亡羊补牢的改进，不如从人的本性出发，对我国现行民主机制这一“本”上进行未雨绸缪的改革。

　　三、对重构我国民主运行机制下罢免监督制度的初探

　　人本观念，保护民权是宪政的必有之义，然而它不仅仅是一个政治性概念，在更深层面上，他富有其心理性、社会性和价值性的理论、基础，因此，我们要以这些基础为奠基石来设计制度。同时，制度是服务于现实的，他的设计又要密切围绕现实，以历史上的经验教训为基础，关注当下，放眼未来，从而进行具有科学性与可行性的制度设计。

　　（一）理论基础

　　1、人性理论——理性经济人与公共选择理论

　　古典经济学认为，人们通过理性思考来计算各种选择的代价，估量代价的大小和物质利益的优劣，以便用最小的代价获取最大的报酬或利润。而先哲黑格尔的利益观表明：要使人们全力以赴地去做某事，就必须把他们的生存、利益灌输到这件事里面去。因为正是为了追求自己的利益才使人们去尽力做任何事。因此，要使人们关心某一事情，就需把他们的自身利益与生存灌输到这件事里面去，而从他的完成甚至过程中得到满足。[13]这一理论在政治领域就形成了公共选择理论。布坎南的公共选择理论认为，担任政府供职的是有理性的、自利的人，他们在其所面临的可行使得范围内，将会选择使其自身效用最大化的方案，这种效用满足便成为他们的一种政治收入。[14]同时，正如上述，制度对于理性的控制作用是至关重要的，良好的制度可以利用人的理性从而实现制度的价值，相反，不当的制度则会使人成为恶人，相应地，国家权力也便会成为最大的恶。因此，我们需要建立一个良好的机制以利用人的利己理性，这样会达到彻底的制度效果。

　　2、宪政基石——社会先在论

　　了解了微观上人的理性之天性，我们再看看宏观上社会层面之民主宪政基础。洛克式的“社会先于国家”或“社会外于国家”的观念认为，国家的存在是为了维护个人的天赋权利，而个人权利的不可取消性则构成了国家权威及其活动的限度，社会完全可以不需要国家权威干预而自己管理自己。[15]由此观点可以推演出“市民社会对抗国家”的论点，它强调国家对于社会而言只是一种“必要的恶”。按市民社会理论的理解，市民社会的权利对国家权力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从消极意义上来说，市民社会的权力制衡国家的权力，亦即权利在维护其独立自主性时，捍卫着权利主体的自由，使其免受国家权力的压制；从积极意义上讲，权利的发展培育了多元利益集团，他们会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要求在政治上主张权利，在这个意义上，市民社会为民主政治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