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苏力说得很肯定，“有许多学者认为，这一原则是‘隐含’在
宪法的结构之中的……”。那么，究竟是哪些学者，朱苏力一个也没有“注”出来。就笔者阅读所及，没有发现有中国学者这样说过。中国学者要么说“有”（如刘大生），要么说“无”（如萧蔚云）。这“许多学者”如果是指美国学者，朱苏力也是应当“注”一下其中一两个人的姓名、作品名称及其页码的。朱苏力没有“注”出来，说明朱苏力的这个“注”是不可信的，至少，其中的“许多”二字是不可信的。
朱苏力说：杰弗逊“睁睁地看着马歇尔把一个极为重要的、然而
宪法上并无明文规定的权力抢到手中。”[x]为了证明这一说法不是孤立的，朱苏力引用了5个字的引文——“伟大的篡权”。他说：“100多年后，这一判决赢得了著名的美国历史学家比尔德一个绝妙的赞誉——‘伟大的篡权’。” 并且加了一个“注”：
“Charles A. Beard， ‘The Supreme Court—Usurper or Grantee？’， in Essays in Constitutional Law， ed. by Robert G. McCloskey， Vintage Books， 1957.”
笔者不敢说美国没有这样一位历史学家，笔者也不敢说这位叫查尔斯·比尔德的人没有发表过评价美国宪法的文字，但是，笔者敢说“朱苏力没有读过原著”，至多是转引而已，因为朱苏力没有注明“页码”。无论是书还是期刊，不能只有年份没有页码，即使是报纸，也不能只有年份没有月日。“注”中的基本要素，如作者、文献名、出版单位、页码等，如果缺乏，一般可以表明该“注”是伪注。基本要素查对不到，就是伪注无疑。要素不全，让读者无法查对，就至少有伪注嫌疑。
这种不注明页码的“注风”已经严重影响了朱苏力的学生。2005年第6期的《中外法学》上发表了朱苏力的博士生艾佳慧的文章——《司法判决书中“双高”现象并存的一种社会学解释》，在第687页上，即文章的结尾处，作者引用了王朔的一句话“我想，我应当老实一点”，并且加了一个“注”：
“王朔：‘动物凶猛’，收入《王朔自选集》，华夏出版社1997年版，转引自苏力：《送法下乡——中国基层司法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引文出自《王朔自选集》哪一页？不知道；转引自《送法下乡》哪一页？也不知道。这样的“注”还不如不“注”。
言归正传，退一步说，即使查尔斯·比尔德真的说过马歇尔的判决是“伟大的篡权”这样的话，也不能成为朱苏力关于美国宪法没有规定司法审查，司法审查权是最高法院自己“抢到手”的观点的有力论据。因为很显然，查尔斯·比尔德不是法律学家，更不是宪法学家，他在自己的专业之外，就像德国人微耳和、恩格斯两位先生所讨论过的那样，至多是一个“半通”。[xi]如果这个“半通”的话也是“可信”的，那么比他的知名度更大的历史学家、厦门大学的易中天教授的话就更“可信”了。易中天先生说：“二百多年来，美国的
宪法没有修改过一个字”[xi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