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类，基本上是“学者注”少许是“领袖注”的三本，一是曹叠云的《立法技术》，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3年6月出版，全书22万字，其中注释就有254条，且绝大部分是“学者注”，极少部分是“领袖注”；二是张焕光、胡建淼的《行政法学原理》，由劳动人事出版社于1989年9月出版，“注”也是挺多的，其中只有少许是“领袖注”，绝大部分是“学者注”；三是北大法律系的《改革与法制建设》，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5月出版，是法律系九十校庆论文集，有不少“注”，且都是“学者注”，没有找到“领袖注”。
　　从上述抽样调查可以发现，1996年之前的法学界，学者们发表的论著绝大部分是有“注”的，且“学者注”多于“领袖注”。“从头到尾没有一个注”的是极少数，而不是朱苏力说的大多数。
　　笔者在1996年之前完成的论文和专著，都是有“注”的，且绝大部分是“学者注”。笔者没有读过研究生，没有留过洋，更没有得到过朱苏力的指点，不懂什么学术规范，但为什么会有“注”呢？现在回想起来，那当然是受学术界潜移默化的影响的结果。因此，如果对1996年之前的法学论著做一个全面的调查统计，相信其结果能够支持笔者的判断而不支持朱苏力的判断。
　　所以说，苏力批评的现象是存在的，但被严重夸大了。
　　二、朱苏力做“注”
　　那么，朱苏力本人是怎样做“注”的呢？不可否认，在朱苏力的书中，“注”的确是很多的。但是，严格地讲，朱苏力的“注”很少是规范的。
　　第一，朱苏力“释”“注”不分，“释”中有“注”，“注”中有“释”。他的“注”往往不是谦逊地向读者说明引文出处，而是风流地指导读者“请参阅”、“可阅读”某某文献。这其实违背了“注”的宗旨。
　　第二，有关“小人物”的“注”不多。在苏力的“注”中，有关政治领袖、洋大人、古代圣贤、政策文件、法律条文的“注”远远多于普通小人物的“注”。
　　第三，“参见”太多。“参见”究竟是什么意思？被“参见”究竟有什么价值？其实是不好定位的。如果仅仅是看过某本书，并没有引用，何必注明“参见”呢？如果引用了人家的话，不说引用而说“参见”，这明显是对引文作者的不尊重。比如，汉密尔顿说司法部门“既无军权，又无财权”[iv]，朱苏力引用时改为“既无钱又无剑”，并“注”为“参见”。[v]这明显是对汉密尔顿的不尊重。
　　使用“参见”这种“注”的，当然不止朱苏力一人，笔者以前也犯过这样的错误。但是，像朱苏力这样，一半左右的“注”都用“参见”的，法学界确实不多，除了陈兴良，笔者尚未发现其他学者的“参见”有朱苏力这样多。
　　第四，“转引”过多。在查阅资料不太方便的地方写文章，使用一些“转引”是被认可的，不算是什么问题。但是，朱苏力在中国学术环境最好的地方写文章，在查阅资料最方便的地方写文章，动不动就“转引”，却是不应该的。这让人怀疑朱苏力做学问的态度是否严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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