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易行难话引注——朱苏力的“注”与美国司法审查
刘大生
【摘要】朱苏力对引注不规范的批评有一定价值，但有夸大事实之嫌疑；朱苏力的著作中引注很多，但大多也不合规范；以《制度是如何形成的？——关于马歇尔诉麦迪逊案的故事》一文为例，朱苏力的引注最大的问题有二，一是当“注”而不“注”，二是可信度不高。
【关键词】注；当注不注；要素不全；不可信
【全文】
一、朱苏力论“注”
1996年，在《法制及其本土资源》一书中，朱苏力说：“目前的法学著作、文章，除了少数外，引文很少。翻开法学著作和刊物，包括一些核心的法学刊物上发表的一些不错的文章，我们可以发现许多文章从头到尾没有一个注。似乎一切观点都是作者自己创新的，其实未必如此。这首先反映了的一点就是有些作者不读书，或读的很少（另外反映的是对他人的劳动成果的不尊重，即今日流行的‘知识产权’）。”[ii]
朱苏力还说：“现在许多人引文大都是马恩、毛泽东或小平同志的语录，或者中央的决定等等。这种引文当然可以，而且也有必要，但大量文章的引文都局限于此，就反映出许多问题。”“其实法学和其他学界都有一些‘小人物’作了不少有价值的研究或其中有一些有价值的观点和发现，但很少被引证，有些人甚至完全抄了人家的观点也不加引证。”[iii]
就笔者所涉猎的范围，朱苏力批评的现象的确存在，但是被严重夸大了。
下面是笔者在自己的书架上搞的抽样调查，共10本法学著作，都是1996年以前出版的，可以印证苏力批评的准确度。
第一类，从头到尾没有一个“注”的，只有一本。即吴大英、任允正的《立法制度比较研究》，法律出版社1981年6月出版。
第二类，有“注”，但是只有“领袖注”（朱苏力提到的“语录”和“文件”），没有“学者注”的三本。一是张友渔的《宪政论丛》（下册），群众出版社1986年出版；二是姜明安的《行政法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7月出版；三是史筠的《民族法制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于1986年12月出版。
第三类，有“注”但“注”“释”不分的两本。一本是康树华、赵可的《国外青少年犯罪及其对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8月出版；二是刘小兵的《戒严与
戒严法》，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5年5月出版。不过，这两本书中的“注”，有相当一部分就是朱苏力提到的“小人物”，是相对于“领袖注”的“学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