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没有法制传统？
司马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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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每谈及中国的法制状态，总有人会提中国没有法治的传统和信仰，中国的法治不能照搬西方的那一套，我们应当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体系，这种似乎很有道理说法儿，往往被一些既得利益者所利用，作为阻却社会法制进步，保护既得利益集团权利的筹码，实质上起到了遏止法制进步，溅踏社会主义民主的作用。那么，在中国究竟有没有民主与法制的传统？中国的老百姓能否消受得起真正的民主与法制？笔者仅例举一些在中国历史上有名的部分案例和“说法儿”，略陈已见。
纵观中国法制史，早在战国时期，商鞅就提出“自卿相以至大夫庶人”，犯罪都同样处罚。这可以说是“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法制思想的源头，尽管在历朝历代的司法实践中有所变通，并且最多也不过是“刑过不避大臣”，真正对皇权的违法制裁一直是古代法学界讨论的“禁区”，但毕竟作为一种“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追求，“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已成为百姓熟知的“戏言”，流芳在评多公案戏剧中。
隋文帝时，杨坚的第三个儿子杨俊被封义秦王，任命为并州总管。他在任上大兴土木，建造的王府极尽奢华，超过了法律规定的规格，隋文帝得知后，罢了他的官，召回京师居住。大臣们为之求情，隋文帝却说“法不可违，我是五个儿子的皇帝还是天下百姓的皇帝？照你们的说法，为什么不另外制定一个让皇帝儿子遵守的法律？”这应当说是在我国法制史上为数罕见的“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精典案例，这样案例就是在中国现代和当代都是没有过的，从这个视点上看，中国是不应该被称为一个“没有法治传统”的国家的。
在中国的法制史上并不缺少铁面无私的法官，他们信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严格“依法办事”，无论遇到威逼利诱还是亲情阻挠，无论是皇帝老儿说情还是公主娘娘发威，一概不给面子。由于他们的努力，法律的确定性和平等性得以维护，使得老百姓那怕没有把法律当作信仰，却仍坚信会有“青天大老爷”给他们一个公正的说法儿，权贵们不可能一直一手庶天。
西汉时，张释之为公车令时，是卫尉手下负责守卫宫门的官吏。一次，太子刘启与梁王刘楫同车入朝，路过司马门时扬鞭驱车径直往里闯，被张释之发现。按照汉法律规定，文臣武将到司马门都要下车下马。张释之问明卫士知道是刘氏兄弟，急忙追过去，将车拦住。太子和梁王不但不承认错误反而斥骂张释之。张释之义正辞严地说：“你们为什么违背法令而不下车？难道法令对你们例外吗？”二人张口结舌，只好灰溜溜地下了车。张释之并不罢休，速写奏章上呈文帝，弹劾太子和梁王不下车公门所犯不敬之罪。文帝对张释之的认真办事，不畏权贵的精神很赞赏，遂升他为中大夫，职掌谏诤论议，专为皇帝献计献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