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格权，乃是当然的基本权利。因而，上述基本权利限制理论完全适用于人格权限制不存疑问。不宁唯是，从德国联邦
宪法法院有关人格权诉讼的诸多案例来看，对人格权限制要受
宪法法院的严格审查，这在事实上导致对人格权限制唯有基本法本身能作出一些规定，其他法律规范很难与此限制有涉。
与德国上述精致缜密的基本权限制理论相比，我国一些宪法学教科书及专著所阐述的基本权利限制理论难免显得有些简单粗犷。我国宪法学界在探讨基本权利限制时多从权利之实现受制于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及人们行使自己的基本权利时不得侵犯社会与他人权益这种“宏观”的、即所谓“权利的相对性”视角来分析[45]，而几乎不知道微观的规范分析为何物。当然，亦不乏个别宪法学著作在基本权利限制研究上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如林来梵教授就曾分“界限（即限制——引者注，下同）的相对性”和“界限的具体性”这样两个层面来阐发我国基本权利限制之现状[46]。
从我国宪法第三十八条的条款来看，
宪法对人格权并没有作出任何限制。但如上所述，宪法人格权条款乃一概括条款，在我国对人格权的更具体且更具实效性的规定是来自
宪法以外的其他法律法规。而这些法律法规中有关人格权之限制规范并不少见。如依据我国《
民法通则》规定，公民在行使其一种典型的人格权——姓名权时，其变更姓名要“依照规定”进行[47]，而对此“依照规定”在我国当下的法律语境中最现实有效的解释，就是由其他的法律、法规甚至行政机关发布的内部文件来具体规定。近年来，在我国发生的一些姓名权（人格权）纠纷案中，公民行使变更姓名权所必须依照的“规定”并非国家立法机关制订的法律规范，而是那些地方行政机关自行制订的内部文件[48]。而这些内部规范性文件对公民人格权之限制有些是远远超出了立法授权的范围，其限制公民人格权的规范本身不具备相当的合法性及合宪性要件。
在德国亦存在基本法外的其他法律对基本权的限制，但德国建立了一套针对其他法律对基本权利限制的制约装置。即无论个别、概括或特殊基本权限制，其要件与方式都脱离不了限制基本权具有
宪法正当性理由，并在实践中形成了法律保留、国会保留及比例相当为标准的法益衡量等原则作为判断理由的准则[49]。但在我国，
宪法以外的其他法律对基本权利限制其要件与方式该怎样，并无具体有效的法律规范予以规定。也就是说，权力机关之立法与授权均不明确，而行政机关在其规范性文件中对基本权利之限制时更是恣意限制规定有余、尊重宪法规范要求不足，因而，其他法律法规在限制公民人格权等基本权利时，几如入无法（
宪法）之境。
人格权限制及限制的限制，其旨意无非是为了充分地保障公民人格权——一种规范
宪法意义上的宪政秩序中的实然保障。但一旦限制没有有效的规范对其进行制约，即限制的限制根本缺失时，人格权侵害就难免抬头甚而蔓延，而且在这种法律体制下对那些违宪但不违法之干预、侵害还缺乏必要的实施救济的规范依据。我国当下人格权限制现状与此暗合之处委实不少。如何走出这种与宪政秩序并不和谐的境况呢？显然，以上德国那套精细的基本权利限制、限制的限制之学说及德国联邦
宪法法院在司法实务上对此等理论之适用与演绎以充分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实践颇值得我们研习与借鉴。也就是说，我们如要切实有效地保障公民的
宪法权利实仰赖于对其他法律法规之违宪审查。在违宪审查制度没有建立的情况下，对于其他法律法规中存在的违宪地限制公民
宪法权利的规范难以实施有效的限制及禁止。同时，将会有更多的立法机关在立法方面、行政机关在行政方面的作为或不作为构成对公民
宪法权利的干预或侵害。因而，在其他法律法规对作为
宪法权利的人格权进行规范限制时，要使其不跃出“合宪性”篱笆，最好的方法莫过于对其实施有效的违宪审查。申言之，公民人格权等基本权利能否在实然上获得有效的
宪法保障取决于违宪审查制度的建立及其在我国法律体制下的运作状况。
【注释】作者简介：刘练军，杭州师范大学法学院讲师，法学博士。
王泽鉴先生就曾指出“人格权是一种母权”，参见氏著《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八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修订版，第86页。
See，e．g．Griswold v．Connecticut，381 U.S. 479 ；Roe v．Wade，410 U.S. 113 .
See Raymond Williams，KEYWORDS：A Vocabulary of Culture and Society，(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Ltd under the Title，1976，1983)，p233.另见中文版：刘建基译，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34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