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宪法学上的基本权利体系
韩大元
【摘要】基本权利是现代宪法学的重要部分，直接体现了国家与公民的基本关系。不同的
宪法文化与体制孕育着不同风格与特色的基本权利体系。中国宪法学上的基本权利体系反映了中国社会结构与
宪法发展的基本特点，日益呈现出开放性与多样性的发展趋势。
【关键词】宪法学；基本权利；
宪法文化
【全文】
在当代中国，随着社会结构的演变与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宪法学理论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为社会转型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经过宪法学者们的共同努力，中国宪法学研究在各个领域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其中，有关基本权利理论与体系问题的探讨已成为中国宪法学体系的重要内容与学术特色，正在成为具有学术影响力的知识体系。
一、中国宪法学的历史传统与基本权利概念的演变
（一）中国宪法学的历史传统
宪法学在中国产生与发展已有100多年的历史，宪法学的发展记载了中国社会现代化、法制化的历史进程。由于中国社会结构与
宪法文化的特殊性，早期的宪法学是在学科体系所需要的客观条件还没有成熟的环境下，为了适应“富国强兵”的现实政治需求而得到发展的，一开始就缺乏宪法学发展所需要的专业精神与动力机制。
中国宪法学源流始于西方宪政文化的介绍与传播过程，但在移植过程中受了不同法律文化传统的影响，形成了混合的知识体系。其主要特点是：一是在中西
宪法文化的冲突与矛盾中移植了西方宪政理论，为传统中国政治体制的变革注入了新的活力，使社会变革在一定条件下具有宪政价值；二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国宪法学尽管面临各种复杂的现实问题，宪法学的政治性与学术性之间存在紧张关系，但多数学者仍试图保持宪法学的学术品格与理论的本土性；三是通过学者们的学术研究，初步建立了宪法学自身的学科体系，如在宪法学基本理论研究、宪法学专题研究、宪法学说史研究、比较宪法学研究、宪法学教学研究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经过宪法学发展的初创期(1949—1957)、宪法学发展的曲折发展时期(1957—1965)、宪法学发展的停止期(1966一1976)、宪法学的恢复与繁荣时期(1978一至今)等四个阶段，中国宪法学在原有宪法学理论遗产的基础上走向逐步成熟阶段，已发展为对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产生重要学术影响的知识体系。[2]特别是，1982年
宪法颁布后宪法学的社会价值受到了广泛重视，宪法学在学术理念、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等方面得到了全面发展。随着
宪法价值的社会化，宪法学理论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学术影响力。
（二）基本权利概念的历史演变
在中国古代文献中曾出现不同意义上的“权利”一词，但它并非指现代意义上的权利概念，只是体现了古代传统政治文化。现代意义上的权利概念首先源于西方政治实践与文化，它通过历史的移植传至中国，并通过同中国法律文化的结合，逐步得到发展。美国汉学家金勇义先生认为，中国没有西方那种与生俱来的、超自然的和绝对的权利观念，在中国传统中存在相对的、源于具体的社会场合和社会条件的权利。[3]在权利概念的移植过程中，中西方文化之间发生了尖锐的文化冲突，它同时带来了权利概念的多样性。伴随着权利价值的普及，形成了宪法学上的基本权利概念与体系。
1．1949年以前中国宪法学与基本权利观念
早在1830年传教士编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中，传教士用了一个词组“人人自主之理”来表达rights，但该用法在相当长时间中没有被中国士大夫接受。到了1864年出版的《万国公法》一书中，出现了“权”、“权利”、“人民之权利”、“人之权利”、“私权”、“人民之私权”、“自然之权”等不同的词汇。其中，对“权利”的解释是：“凡一国，自主自立者，皆有权，准外人入籍，并可以土著之权利授之”。[4]对人民之权利的解释是：“各国在己之疆内，按律行事，在疆外各处，其事亦为坚固，唯不得与各国人民之权利，有所妨碍，此各国之友谊也”（卷二，22：B）。一般认为，从此“权利”一词才和西方rights观念明确对应起来。[5]当然，《万国公法》中“权利”一词的意义主要指国家的合法权力和利益，并没有直接地与个人自主性相关联，是从国家的观念与立场上进行思考和判断的。
由此可见，权利观念从一开始传入中国时就已经偏离right的主要意义，是用中国传统“权利”观对西方现代观念进行“格义”的结果。[6]据统计，从1900年到1915年，自主性的理念适用范围从国家（群体）拓展到个人，权利的意义比较接近西方文化中的原有含义。[7]于是，到1919年后权利出现“技术化”的趋势。权利内涵的演变，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国宪法学语境下的“基本权利”观念的起源与演变有着不同于西方的背景和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