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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重演文明主角的关键在于回归“约法传统”

中国重演文明主角的关键在于回归“约法传统”


李纪兵


【全文】
  文明的本质在于约与法的统一。中华民族的法文明起于秦,秦朝虽然严刑峻法,但却能够一统天下,向世人展示了法治的魅力。可以这样说,即便是恶法,也强于无法。中国的约法文明起于汉朝刘邦的约法三章,约法文明就是良法文明,现代宪法文明就是约法文明。
  约法越早,文明开发就越早。中国的约法文明比西方宪政约法早了1400多年,所以东方文明在西方宪政文明出现之前,一直领先西方文明。中国约法治国的始祖是刘邦,《史记•高祖本纪》载:“汉元年十月,沛公兵遂先诸候至霸上。秦王子婴素车白马,係颈以组,封皇帝玺符节,降轵道旁。……(沛公)遂西入咸阳……乃封秦重 宝财物府库,还军霸上。召诸县父老豪杰……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余悉除去秦法”。汉元年即公元前206年。而西方约法治国的基本文件是英国的《大宪章》,1215年6月15日,由英国贵族胁迫约翰王在兰尼米德草原签署,文件共63条,用拉丁文写成。
  遗憾的是,中国的约法思想在公元前206年成为现实以后,马上就被儒术等各种学说埋没。惠帝四年(前191年)废除《挟书律》,诸子学说复苏,阴阳、儒、墨、名、法、道六家活跃,儒、道两家影响最大。约法开国的传统退出统治者的视野,渐渐不为人知。建元元年(前140年)武帝继位后,开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秦以法坑儒一家,汉以儒坑了诸子百家,儒家的复仇有些过了。自此一去二千余年,一直到公元1912年,孙中山建立中华民国,制定《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以后,约法才再次进入法制的视野。这时,西方的宪约已经发展几百年,很多指标都已领先中国了。真可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比较东西方文明在世界舞台上角色的更替,我们就会发现:有约法思想强于没有约法思想,这是中国领先西方多年的奥秘;约法思想深入的国家强于约法思想不深入的国家,这就是西方约法国家后来居上的原因。
  我们要唤醒中华民族沉寂已久的“约法意识”,让所有的中国人能够摆脱东方西方各种学说的困扰,大家坐在一起同心约法,共建天国与天朝。中国各种学说都或多或少地带有压制、忽略契约的传统,现代中国人尤其要清算孔子思想中的糟粕、发现老子思想的不足。有人说,中国百代以来皆行秦政治。这句话只见其一,不见其二。中国百代以来,虽然法制严苛与秦相当,但“笔杆子专政、言辞虚伪、有法不依”却已经完全背离了秦国之道。中国除了始皇坑儒、刘邦重约、李唐重道、武则天重佛、宋元明清的开国君主重道、孙中山重约、毛泽东批儒的少数时间外,其他几千年时间,形形色色的统治者基本上都是行儒家的两面政治——又叫儒术、政治骗术。在中国政治史上,造就了大量的双面人。一方面,国法严峻,君主无度;另一方面,说的比唱的还好听,说的、唱的和做的完全是是两码事。这才是中国衰落的真正原因。
  孔子建立了“仁学”与“出礼入刑”的学说,但实际上“仁学”只是一块招牌,儒家不过是披着羊皮的狼,其“礼法”之严峻甚至比法家的“严刑峻法”还有过之而无不及。法家不禁言论自由,不拍马溜须,不愚弄民众,不行春秋笔法篡改历史。儒家则不仅一方面大搞正确舆论导向,实行君王崇拜,为统治者歌功颂德,对官员阿谀奉承;而且另一方面大行春秋笔法,对民众毫无诚意地随意许诺,说一套做一套,对民众实行言论封锁、信息封锁,坑蒙拐骗杀无不用其极,为无良官员避过讳罪,千方百计让官员、领袖、圣贤既能随意违法,又能逍遥法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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