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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从实践中案件的侦查过程来看，案件是客观发生的，其证据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事实上几乎不存在仅有共犯口供，而无其他证据的情形。只要仔细分析、细致侦查，每个案件都应有许多证据。至少，除共犯口供外，一般总能找到一定的证据对共犯口供和案件事实加以印证和佐证。特别是在共犯口供比较一致、比较真实的情况下，往往能收集到其他一些间接证据，如作案工具、现场勘验、赃物去向等，可以作为佐证。反之，若规定仅凭共犯口供就能定罪，由于侦查人员极力追求被告人供述一致性的惯性，一旦有了共犯一致供述，便以此为标准检验其他证据的真实性，而不会去主动获取案内其他证据，往往会造成“只有被告人供述，再无其他证据”的情形。这样，实际上就为取证不严、草率定案开了方便之门。
第五，从后果来看，如果允许仅凭共犯口供就能定罪，那么被告人一旦翻供，案件就无任何佐证，定案的根据便完全丧失，判决就要被推翻。这样，案件翻来覆去，真假难辨，会导致判决不具有稳定性和公信力，司法机关也会处于异常被动。所以，国外的证据制度一般都规定共犯口供必须有其他证据补强，这样即使被告人翻供，仍有其他证据证明被告人前后口供的真伪。
上述(一)肯定说，即主张共犯之间互为证人关系的观点，首先忽略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与证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和作用存在本质区别。因为，根据我国刑诉法的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属于诉讼当事人，面临被追诉和定罪判刑的可能，案件的处理结果与其有直接的利害关系。而证人只是了解案件情况的案外人，案件的处理结果与其无关。二者的地位作用显然不同，由此二者陈述的可靠性也是显然不同的，一般来说，前者陈述的虚假成分更大。正是基于此，我国刑诉法把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与证人证言加以严格区分，并分别规定为不同的证据种类。其次，我国法律对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证人分别规定了不同的法律责任。刑诉法第47条规定：“法庭查明证人有意作伪证或者隐匿罪证的时候，应当依法处理。”可见，证人故意提供虚假证明，要承担伪证罪的法律责任，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作了虚假口供，尽管在量刑时可酌情予以从重处罚，但并不能判定其承担与证人作伪证相同的后果。第三，如前所述，在没有其他证据印证的情况下，口供包括共犯口供的真实性和可靠性是无法确定的。若将共犯的口供作为证人证言对待，实际上是人为地制造了一种口供以外的其他证据，这种观点显然曲解了立法精神，而且极易造成冤假错案。
上述（三）区别说，即认为异案处理的共犯可以互作证人不适用补强规则的观点，显然只看到了共犯异案的现象，而没有看到共犯口供的本质。实践中，共犯因为部分在逃或司法机关基于一定的考虑，往往可能未被同时起诉和受审，造成程序上共犯异案的情形。但这种异案仅仅是程序上的异案，而未改变共犯共同犯罪的本质，其罪行相关而导致罪责相关的关系并不因程序分离而改变。因此，共犯因异案所作的口供其本质没有改变，其分离程序后的“作证”仍然因利害关系可能导致虚假、栽赃，甚至因不能当面对质，这种虚假、栽赃的可能性更大，更不能被轻信，更需要适用刑诉法第46条所规定的口供强制补强规则才能定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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