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的事实元素层面，自然法的性质是模糊的，对自然法的认识更是隔雾看花，朦朦胧胧。自然法与上帝法、神法的类属更是难于界分。如《圣经》“不害你的邻人”的谕示，既是上帝法，又是神法，当然也被当作自然法。中国的“自然法”概念应该是“礼”，礼的含义和性质极为模糊，既是具有法律性质的规范、政制规程，又类似于西方的习惯法，还涵摄一系列宗法社会的道德伦理原则和价值。
实在法的模糊性也是普遍存在的。（1）法的概念是模糊的。如 “消费者”的概念在《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明白无误，但“买家打假”者是不是“消费者”？回答变得模糊不清。又如“错案追究责任制”，“错案”没有标准，究竟什么是“错案”谁也说不清楚。于是，实务界人士戏说：“这个规定简直玩不下去”。
（2）法律规则的模糊性情形最普遍，很多人都是从法律规则的模糊性切入，扩展和提炼法的模糊性一般理论。如
刑法第
358条“组织他人卖淫”的规定，在面对同性恋卖淫案时，模糊尴尬。又如根据“强奸罪”的条款并不能准确界定“婚内强奸”行为的犯罪性。
（3）法律原则同样模糊， “诚实信用原则”、“公平原则”、“类似案件类似处理”、“法律保留”等等原则，完全构成了一个法律原则的模糊集合。
（4）法的本体内容是模糊的。首先，权利的属性是模糊的，最典型的模糊权利莫过于生育权。丈夫说要孩子，是丈夫的生育权主张；妻子说不要孩子，同样是妻子的生育权主张。究竟是谁的权利，恐怕真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模糊不堪。由于权利难以界分，人们提出了权利相互性的理论。 其次，很多时候，人们无法找出权利与义务之界限的“分水岭”。劳动权、受教育权、服兵役的权利是一种权利，又是一种义务。
（5）法的本体内容外化的法律条文、部门法、法律体系以及法系具有模糊性。许多论者已经根据不同的写作目的，从不同的角度分别论述了
宪法的模糊性、行政法的模糊性、
刑法的模糊性、民商法的模糊性、经济法的模糊性、国际法的模糊性以及程序法的模糊性等。[1]凡此，皆表明实在法具有模糊性。事实元素的模糊性，使我们有充足的理由确信：法的模糊性是一种普遍的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