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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如何在没有反对党的情况下，建立起某种适合于中国国情的，又能有效地防止官员腐败的制度？作者认为，中国民主政治发展，可以考虑在遵循以下五个原则的基础上，来思量民主在中国推行的必要性与时机。
首先，是有用性原则，即某项民主制度创新在功能上可以取代失效的旧制度，当执政层认识到，当某种民主制度创新比现行制度更为有效，也更完善时，他们就会有更强的制度创新的内在驱动力。
其次，是安全性原则，更具体地说，某项具体的制度创新，应对现行政治秩序是安全的，相对而言是低风险性的，不应引发对现存秩序与执政地位的政治挑战的。
第三，是可控性原则，为了达到安全性，因而在政治的实际操作上也是可控的，可以放开，又可以收回，发生问题可以补救，而不致于没有退路。
第四，是可行性原则，这一制度创新也应该是现行体制内可行的，即可以在体制内推行而不致于引起结构冲突，不致与现行体制发生剧烈排异现象。例如，它是可以作为现行制度的补充而存在的。这就比较具有可行性。
第五，是合法性原则。民主制度创新在现行意识形态上必须合法的。即意识形态上是可以找到根据的，不致于被更保守的虽然已经边缘化的挑战者指责为偏离基本原则的。
概括地说，这就是民主创新的有用性、低风险性、可控性、可行性、合法性。这五项原则为中国在现阶段的政治约束条件下走向民主化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更具体地说，只有这样一些基本原则，才能满足非危机条件下的执政者走向民主化启动的初始条件。改革只有在政治精英的心理承受条件约束下才有可能启动。正因为如此，它可以成为中国权威政治走向民主制度创新阶段的基本思考路径。虽然这一条件下的民主制度创新是相当有限的，它固然并不能完全满足人们对民主政治的高标准要求与期盼，但至少在政治发展过程的初期，它可以起到保持稳定的作用。引用一句每个中国人都熟知的老祖宗的格言：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在经济发展中获得信心的中国人，有理由对中国民主发展的未来表示出某种谨慎的乐观。人们有理由认为，市场经济已经形成了实质意义上的社会自由流动，它给予中国人的自由，将是民主政治的工作母机。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社会多元化，以及契约性的游戏规则越来越得到公民的认同，将是中国人学习民主秩序的最基本训练所。一方面，充分享受到自由经济好处的城市新中产阶级，会成为民主政治的更积极的推动者，另一方面，农村民众的切身的利益，也使他们对乡村自治持更积极的态度。而主政者在不受过时的意识形态原则支配的情况下，更多地会从工具意义上，从功能意义上对民主化过程采取更为务实的态度。在现行秩序“低政治风险”的情况下，中国人会从功利意义上，而不是价值理性的意义上，来重新考虑中国民主建设的前景问题。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以来，中国已经摆脱了激进自由派与原教旨的教条派的两极政治冲突的困扰，今后中国的民主发展较少受到左的或右的意识形态的干扰影响，民主日益成为人们改善生活质量的切实需要。民主创新固然有种种困难，它需要人们积极争取，它还有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它还在地平线上，但并不是空中楼阁，中国的航船总是在渐渐接近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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