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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中国与新加坡的政治文化性质根本不同。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的全能主义政治体制，国家全面控制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的几乎全部领域。在这一体制下，一方面是政治决定一切，另一方面，这种革命时期形成的体制通过政治动员来塑造公民的政治文化，并要求社会成员高度关心政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政治文化是是动员型的、具有强烈意识形态倾向的政治文化，对政治具有高度的易感性，即知识分子、民众与各阶层的社会成员，对政治高度敏感与政治参与愿望，有人说“中国人个个是政治家”正表明中国人对政治的过度关注性。这种政治文化虽然在六四后的威权主义政治制约下，以及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逐渐弱化，“一切向钱看”取代了“突出政治”，然而，只要体制外的反对党竞争合法存在，革命政治文化的基因就会重新被激活，社会中相当一部分人就会以极快的速度，极大的规模积极地参与到反对党组织中来，形成对政府的巨大压力，出现爆炸性的政治参与扩大。
相反，新加坡的政治文化与中国相比有两个显著不同的特点，首先，是英国殖民地时期长期形成的法制传统与完整的司法体系，人民习惯于在法制下规范自己的行为，其次，新加坡的政治文化是政治冷淡型，新加坡民众一般没有强烈的政治参与热情。新加坡人的民族性有其历史文化渊源。用李光耀的话来说，新加坡华人是“福建船民与苦力的后代”，整体上没有受到过革命动员性政治文化的影响，他们在权威主义的多党制下多比较“老实本份”。这两个特点相结合，使新加坡型的“选举权威主义”可以通过法制框架来有效规范公众的政治行为。同时，由于新加坡公众的政治文化是冷淡型的，反对党对民众的政治动员力则相当有限。尤其是受到执政党通过资源垄断对反对党的活动的限制的情况下更是如此。正因为如此，即使存在合法的多党制，新加坡也不会形成政治参与过度扩大。政治稳定可以持续下来。
第三，中国与新加坡在相比，国家幅员广大，人口众多，主体民族与少数民族之间存在着长期的矛盾与紧张，所有这一切都会极大的增加多元民主竞争下国家控制的难度。相反，新加坡国家小，人口少，只有城市而没有农村，只有中央而没有地方，新加坡没有不同地区的巨大经济社会文化差距，在这样一些条件下，政府对政治反对党易于控制，而中国则难于控制。
这里有必要强调指出的是，尽管新加坡的“选举权威主义模式”下的民主是相当有限的，但新加坡政治生活中的反对党的有限存在，虽然不会对执政党的权威地位构成真正意义上的挑战，但是，却对于防止执政党的长期执政可能出现政治惰性，对于激发执政党的政治活力，加强社会力量对国家官员的监督，确实也发挥着一定的如同“疫苗”般的积极作用。从执政党安排落选反对党议员担任“非选区议员”这一制度来看，人民行动党作为执政党本身，实际上也看到了这一点。某种意义上，人们仍然可以把这种低度民主模式看作是从权威体制向更高度的民主化模式长期演进过程中的一个中间阶段。就这一点而言，新加坡的“选举权威主义”对于中国后全能型的权威主义向民主转型，仍然可以提供某些有益的启示。
从民主化的三种路径看中国民主化的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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