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注重人民调解工作建设和谐社会
调解一直是我国司法工作的重要补充。当时担任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院长的谢觉哉就非常重视调解工作。他说：“调解可使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可使小事不闹成大事，无事闹成有事。增加农村和睦，节省劳力以从事生产。”[30]可见在谢觉哉看来，调解工作具有重要意义，不仅可以化解人民之间的矛盾，稳定社会秩序，而且能够促进生产。既然调解工作如此重要，那么应该怎样去进行调解呢? 谢觉哉主张：“最主要的是群众自己调解，因为他们对事情很清楚，利害关系很密切，谁也不能蒙哄谁。”谢觉哉这话说得很有道理。大家长期生活在一起，彼此都非常了解。一旦出了问题，谁是谁非很容易弄清。这样调解起来自然方便多了，而且处理时也能照顾实际情况做到合情合理。如绥德西直沟村主任郭维德善于做调解工作，几年来没人向政府打官司，成为民间调解的模范村。谢觉哉号召各地学习西直沟，学习郭维德。除了群众自己调解外，他还强调政府调解。他说：“乡政府、区政府、县政府，不仅应接受人民调解的请求，且要去找寻或调来调解。”[31]共产党领导下的政府机关其宗旨是为人民服务，因此当人民之间出现了纠纷，前去调解，替人民排难解纷也就责无旁贷。最后，谢觉哉还要求把审判与调解结合，即马锡五同志的审判方式。有时光凭调解已不能解决问题，采用审判手段是必要的谢觉哉不仅教育大家要搞好调解工作，而且他本人也是一位做调解工作的榜样。他经常抽时间协助司法人员调解一些疑难案件，从中总结经验，进一步指导调解工作。有一次，边区政府一位干部到一个姓余的农民家里借家具。主人不但不借，反而说了一些不中听的话，这位干部便动手打了对方，引起纠纷，被法院处理。谢觉哉知道后，觉得不妥，这位干部是长征战士，又为革命致残，他对这户农家并无恶意，况且是初犯，从教育干部和维护群众影响的角度考虑，还是调解为好。于是，谢觉哉亲自到余姓农民家里说明这位干部的情况，他本人已经向组织做了检讨，并向他们全家表示道歉。对此，这户农家很感动，说自己也有错，理应帮助对方，表示愿意和解。后来双方会了面，各自道歉认错，言归于好，事情得到圆满解决。由于谢觉哉等人的大力提倡和指导，当时调解工作开展得很不错。例如仅冀中地区采取各种调解形式，每月大约调解一千六百多起纠纷。[32]调解工作的普遍开展既加强了人民群众的团结，改善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又加强了人民群众的遵纪守法教育，增强了干部和群众的法制观念和道德观念。新中国成立后，调解制度也被继承下来。1954 年3 月22 日，政务院公布了《
人民调解委员会暂行组织通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