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民粹主义和泛道德主义在当前中国
　　对于范美忠，有人从中国精英的人格方面抨击他，从舍己救人的道德层面批评他，那是纯粹的哗众取宠。要知道，在中国这样一个国民文化程度极度不均衡的社会，批评占少数的精英阶层最容易引起共鸣。在中国这样一个习惯道德评判为主的社会里，高举道德的旗帜无疑能够占据主流。这或许可以称之为民粹主义和泛道德主义。
　　民粹主义和泛道德主义的结合应当产生全民皆道德的普遍道德主义。但是，许霆案却不是这样，而是民粹主义压倒了泛道德主义。如果说许霆的盗窃行为起初是无意的，而后来转变为故意，这本是不该被公众原谅的恶行。不过，自动取款机的机器故障和它是否就是金融机构的模糊性，减弱了他的罪行的恶性程度。可是，如果大家仔细看过许霆父子的自我辩护，你会产生某种反感：罪犯就是罪犯，应当有羞耻心，不能因为别人的失误而自我狡辩，甚至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但是很显然，许霆父子的这种反道德言论，与无期徒刑的严酷比起来多么微不足道。结果，民粹主义战胜了泛道德主义，罪犯许霆反而被广泛同情。类似地，国人还有“法不责众”的意识。可见，民粹主义有时并不是什么好东西。
　　范美忠事件则不同，公众首先把他定位为精英，所以把泛道德主义作为批评他的武器。而如果把他看作一个普通草根，则公众必将采取民粹主义，此时他的避难行为就无可指责，他的自我辩解也属于正常。可是，作为社会精英，他的行为和言论就显得与此时此地背景太不相称了。与那些舍身救学生的老师相比，他显得过于自私。如果公众承认他是对的，那么，公众将无法处置面对那些英勇牺牲的教师们所产生的巨大感动。换句话说，范美忠的言行给公众的心理造成了极大的困惑和矛盾。因此，对他的谴责，实质上是公众对烈士教师的崇敬之情的反射。问题是，范美忠的自救行为难道是不道德的吗？很显然，不能这样说。所以，泛道德主义也未必是批评范美忠、建立道德主义的灵丹妙药。
　　四、对范美忠言行的道德剖析
　　看清楚这一点，我们就可以讨论舆论是否苛责了范美忠。从公民、个人的角度看，范美忠的逃生行为和言论无可指责。首先，在那种巨大的、危急的情况下，人类逃生的本能是第一位的，即便是教师、公务员、士兵或其他，在灾难面前，每个人还原为普通公民，没有高低贵贱、职务之别，逃生和自救始终是第一位的。网上有帖子“我是张书记”，说到一人被地震废墟掩埋，以职务头衔向救援人员呼救，引起众多网友嘲笑，即是说明。在灾难面前，自我保全生命是一种道德，而不是非道德或不道德，更不能因其动物本能而加以贬低，因为珍爱生命，这是自然灾害给人类的最深刻教训。全国哀悼日也证明了这一点。范美忠的坦诚，至少可以教育孩子们要懂得自我保护，而不是依赖他人。这是培养公民意识、自主独立意识所必需的。例如，6月13日下午5点40分，正值下班放学时分，北京城突降特大暴雨。小学三年级的女儿是全班唯一没带雨伞的，她给我打电话求援。事后，她丝毫没有埋怨未照顾她的老师。她说其他同学都带雨伞了，她没有带是自己的疏忽，其他同学都有家人来接，她在等自己的爸爸妈妈，老师也要下班回家。其次，在灾难面前，对生命的救助具有优先顺序，例如国际救援的通例是先救强壮者，以扩大救援力量。对于人类来说，在老人和孩子面前，当然优先选择救孩子，因为孩子是人类种族的延续和未来。范美忠说除了自己的孩子，连父母都不会救，虽然听起来残酷，然而符合人类的本性。所以，地震幸存者范美忠，从自己的切身经历和感受告诉了人们一些听起来自私、残酷但却可能是真理的东西。从这一点说，我们应当感谢他的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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