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初宪政挫败与启蒙
袁伟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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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世界各地时兴反启蒙。当前中国的国学热，其中最极端的主张，底色也是否定启蒙运动以来的现代文明。从根底上看，这不是理论论争，而是史实的考查问题；摘引某些学者的推断不足于澄清真相，问题的答案只能在史料中寻找。
辛亥革命，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成立，终结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固有体制；五族共和，民主，宪政，法治，成了文武百官、朝野上下的口头禅。可是，好景不长，只有四年光景，民国招牌被中华帝国洪宪元年所取代。从思想渊源来说，这是鸦片战争以降特别是甲午战争失败后启蒙运动成败的记录，是研究启蒙和宪政历史命运的很有价值的个案。
民初宪政的成就和缺陷
辛亥革命第一枪在武昌打响，辛亥革命后第一个
宪法文件也在这里制定。1911年10月10日起义，11日由起义领导人和谘议局推举黎元洪为都督；17日制定了 《中华民国军政府暂行条例》，组织了适应战争环境的中华民国军政府；25日修订了这个条例，颁布实行 《中华民国鄂军政府改订暂行条例》，实行“公推都督一人，执行军政一切事宜”的制度，但规定“除关于战事外，所有发布命令关系人民权利自由者，须由都督召集军事参议会议议决施行。”同时设立稽查员，“由起义人公推，请都督任用”，检查各军队和各部、各机关。从而显示了民主革命的一些特点。而在10月28日至11月13日期间制定的《中华民国鄂州临时约法草案》是辛亥革命后第一个
宪法文本，也是当时同类文件的范本。
这个约法指导思想非常明确，一要三权分立，二要保护公民的自由。草案第二条规定：“鄂州政府以都督及其任命之政务委员与议会、法司构成之”。在规定“人民一律平等”的同时，规定 “人民自由言论著作刊行并集会结社”；“人民自由保有财产”；“人民自由营业”等八项自由。在随后支持共和而宣布“独立”的各省中，大都追随《鄂州约法》，坚持三权分立和保障公民自由等原则。例如，1911年12月29日通过的《浙江军政府临时约法》第二条明确规定：“本军政府，以都督及其任命之各部政务员，与议会法院三部构成之。”第四十二条规定：“法官独立审判，不受上级官厅之干涉。”
这些
宪法文本的集大成者，是民国元年 （1912）3月11日公布实行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这个文件的主要起草者同《鄂州临时约法草案》一样，是同盟会的重要领袖宋教仁。它的基本精神与文字，同《鄂州临时约法草案》也是一脉相承的。它规定人民享有囊括社会生活各方面的七项自由权；建立三权分立体制：“中华民国之立法权，以参议院行之”；“临时大总统代表临时政府，总揽政务，公布法律”，国务员则“辅佐临时大总统负其责任”，并于“临时大总统提出法律案、公布法律及发布命令时，须副署之”；“法官独立审判”，并相应建立法官不得免职、转职、减俸等制度，为司法独立提供必要的制度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