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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M.Rheinstein, Max Weber on Law in Economy and Societ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6,p.105.转引自李清潭：《资本主义下现代契约法的变迁：法社会学对契约自由的辩论》，台湾三民书局1999年版，第24页。
［3］转引自徐国栋：《西方立法思想与立法史略――以自由裁量与严格规则的消长为线索》（上），《比较法研究》1992年第1期。
［4］ A. V. Dicey: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Law of the Constitution , London Macmillan, 8th edn,1915, p198.
［5］ RICHARD J. PIERCE, The Inherent Limits on Judicial Control of Agency Discretion: The D.C. Circuit and the Nondelegation Doctrine, 52 ADMIN. L. REV. 63.
［6］规则的可预见性是法律的基本特征之一，但允许法官造法，却会产生以司法审查过程中的解释约束已经发生的案件之弊端，从而违背“法不溯及既往”的基本要求。
［7］美国著名行政法学家理查德·B·斯图尔特将行政机关机械地根据议会授权进行执法的活动，归纳为“法的传输带”模式，“行政法的传统模式将行政机关设想为一个纯粹的传送带（transmission belt），职责是在特定中执行立法指令。”［美］理查德·B·斯图尔特：《美国行政法的重构》，沈岿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10页。
［8］［德］哈特穆特·毛雷尔：《行政法学总论》，高家伟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29页。
［9］许宗力：《双方行政行为――以非正式协商、协定与行政契约为中心》，载杨解君编：《行政契约与政府信息公开――2001年海峡两岸行政法学术研讨会实录》，东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4页。按该文中的注释，台湾的蔡秀卿教授也持相同观点。
［10］陈敏：《行政法总论》，台湾三民书局1998年版，第490页。
［11］ L.Neville Brown, John S. Bell, French Administrative Law, Clarendon Press Oxford, 1998, p202.
［12］这是台湾吴庚大法官在释字533解释协同意见书中的主张。转引自程修明：《行政契约标的理论》，《月旦法学教室》第8期（2003年5月）。
［13］该资料由浙江省嘉兴平湖市公安局提供。
［14］转引自［日］盐野宏：《行政法》，杨建顺译，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91页。
［15］［英］米切尔·黑尧：《现代国家的政策过程》，赵成根译，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年版，第27页。
［16］ Richard B. Steward, Administrative Law in the 21st Century, 78 New York University L. Rev.2003.
［17］［美］凯斯·桑斯坦：《网络共和国――网络社会中的民主问题》，黄维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5页。
［18］ K.C.Davis, Discretionary Justice: A Preliminary Inquiry,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n: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71, 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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