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服务定价与听证会的作用
蔡乐渭
【全文】
9月26日，北京市发改委召开地铁票制票价听证会，会上提供了两种备选方案：一种是每人次2元，不论乘车距离长短和换乘次数；另一种是每人次2元起价，4元封顶，7公里以下2元，7公里至14公里3元，14公里以上4元。在听证会上，超过八成的听证代表都赞成采用第一种方案。9月30，北京市发改委、交通委、财政局、运输管理局联合发布《关于轨道交通路网票制票价的通知》，确定从10月7号起，北京市地铁全部实行2元单一票价。
新的地铁票制票价，实际上是既有票价的大降低，作为乘客的广大市民，对此当然是欢呼雀跃。但纵观这次地铁票制票价的改革过程，却不免让人在兴奋之余对听证制度心存担忧。
地铁是北京市民出行的最重要交通工具，属于公共服务的一种。作为在市场机制不能有效发挥作用时政府为公民提供的服务，公共服务是现代社会市场经济不可或缺的补充，也是政府的主要职能之一。公共服务的性质和目的决定了它应该是公民可获取的服务，并且应该是可通过合理价格获取的服务。至于这个“合理价格”到底是多少，则应由政府与经营者、消费者等有关各方通过沟通和协商确定，其中召开听证会是进行沟通和协商的一种重要方式。对此《
价格法》第
二十三条也有明确规定：“制定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公用事业价格、公益性服务价格、自然垄断经营的商品价格等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应当建立听证会制度，由政府价格主管部门主持，征求消费者、经营者和有关方面的意见，论证其必要性、可行性”。
从表面上看，北京市发改委通过召开听证会的方式确定地铁的票制票价，是按照
价格法的要求进行的，并且其最终降低了票价，这在近年来的价格听证会中也是少见的。不少人因此而深受鼓舞，赞声不绝，认为是确立了通过听证会而降低公共服务价格的先例。但笔者却认为，这次听证会开得并没有实质价值，类似的听证会开多了，反而可能使听证会越来越沦为一种毫无意义的摆设，消解听证的制度价值。
让我们来看看这次听证会的情况。在召开听证会之前，北京市发改委公布的两种票制票价方案，相对于现行票价而言都是降价方案，只是降价的幅度上，第一个方案明显高于第二个方案。结合当前中央提出的建设和谐社会理念，照顾社会弱势群体取向，以及北京市已经实施的公共汽车降价方案，明眼人都能看出，这次改革总的趋势就是要降低票价，而在消费者成为听证代表主体的情况下，支持第一种方案几乎是听证会必然的结果。也就是说，这次听证会在正式召开之前，其结果就已经是确定的了。这种确定不仅仅指听证会将支持哪种方案是可预见的，更在于听证会组织者对采取哪种方案早就有了明确的倾向。而最后正式公布之结果也一如大家之所料。在这样的事实面前，我们只能得出一个结论：此类形式的听证会纯属走过场，没有任何实质意义。非但如此，就象此前曾经召开的那些几乎注定以涨价为结果的听证会（比如景区门票价格听证会）一样，这样的听证会还会带来一个后果：它让人们越来越对听证制度本身失去信心，认为召开听证会只是做给老百姓看的，群众的意见根本不会因听证会而得到重视，更不要说被采纳。听证会作为一项制度的价值就这样被消解于无形之中。
当越来越多这类早就可预见结果的听证会召开的时候，我们有必要问一下，听证会在公共服务定价过程中到底应该起什么样的作用？它应如何组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