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民主原则。古典共和国，无论是雅典还是古罗马，实行的都是直接民主制，由那些具有公民身份的人参与城邦或共和国的事务。虽然共和国具有公民身份的人数较少，但雅典参加公民大会的法定人数就达6000之多，实际有资格参加大会的人数要比这多得多。“在任何协商集团中都存在着基本的限制条件，它起源于这样一个事实，一次只能有一位演说者能够被倾听并得以理解。两个或多个人给同一个听众同时演讲，只会制造噪音，并引起混乱。”[16]“一次一个”规则，意味着随着组织规模扩大，组织中每一个成员表达自己思想的机会就将减少，而领袖人物的主导性将逐渐增加，最终导致民主安排让位于寡头政治。因此，在古典共和国，理论上每一个公民都有发言权，但实际上在讨论中处于支配地位的无一例外地属于较高社会阶层中的少数精英，“那里通常可看到一个演说家或一个手腕高明的政治家左右一切，好像独掌大权一样”。[17]因此，直接民主的共和政体规模只适合于小国寡民。
在以自由主义原则为基础的共和政体中，公民对政治的参与仍是共同体存在的正当性基础。但公民人数较古典共和国时期的人数大为增加，因为只要满足法律上规定的条件，任何人都可以具有公民资格。为了克服古典共和政体规模过小的弊端，自由主义的共和政府理论发明了代议民主机制以弥补直接民主的不足，即公民通过选举产生代表组成代议机关，由其代表人民行使立法权。这样，通过代议机制就使共和制能适用于幅员广大和人口众多的国家。由此可见，自由主义的共和制政府理论的代议制民主是在共和主义直接民主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二者构成了现代民主的两种具体形式。
3.法治原则。法治是共和政体的一项原则，很多古典共和主义者都是法治的倡导者。亚里斯多德在《政治学》中专门讨论了法治与人治的关系。他认为，“凡是不凭感情因素治事的统治者总比感情用事的人们较为优良，法律恰是没有感情的。”[18]“法治应当优于一人之治。”[19]洛克认为：“谁握有国家的立法权或最高权力，谁就应该以既定的、向全国人民公布周知的、经常有效的法律，而不是以临时的命令来实行统治。”[20]卢梭则把是否实行法治作为判断共和国成立的标准，他说：“凡是实行法治的国家----无论其形式如何---我都称之为共和国”。[21]近代自由主义者同样强调法治，虽然其法治内涵与古典共和主义者讲的法治并非完全相同，但其基本理念是一致的。例如古典共和主义者强调依形式意义的法律之治，而近代自由主义者强调依实质意义的法律之治，
宪法通常被赋予最高的规范效力。二者共同的理念是共和国人们的行为要受法的支配，体现共同体意志的法的权威大于共同体成员个人的权威。
综上所述，自由主义的共和制政府理论并不是抛弃了共和主义思想而进行的创造，它是继承、吸收了共和主义的一些有益成分，并在克服和修正古典共和主义理论弊病的基础上进行的理论上的完善。因此，从表面看，自由主义思想和共和主义思想存在着对立，但实质上，正如有学者指出的，这种对立“基本上可以说是一种虚假的对立”。[22]上述对制衡原则、民主原则、法治原则的分析表明，自由主义和共和主义这两种理论在根本上是相容的，而这些原则又都是现代
宪法的根基，从这种意义上，共和主义能够为现代
宪法所兼容。
（二）当代共和主义的学说
当代共和主义[23]是1960年代以来的现代西方学者在研究古典共和主义思想的基础上形成的社会思潮。现代西方学者是在讨论古典共和主义政治自由是积极自由还是消极自由的问题时回答共和主义和自由主义能否兼容问题的。主要有有两种观点：一种是以波考克（J. G. A. Pocock）为代表的“积极自由说”。波考克是引领共和思潮复兴的代表性史学家，他对文艺复兴时期的共和主义思潮以及其后对英国、美国革命的影响进行了开创性的历史分析。他的学术目的就是要表明在人类智识史上，除了自由主义的历史之外，还贯穿着共和主义的历史，前者的主题是法律和权利，而后者的主题则是依据德行来思考人格。在他的著作中，波考克同意本杰明•贡斯当等人关于共和主义政治自由观的通说，认为它是一种强调政治参与和公民德行的积极自由。他说：“修辞学家与人文主义者所运用的共和词汇乃是一种积极自由的观念：它主张人作为政治动物，惟有在公共生活中践履积极的行动，其本性方能加以完成，而自由意指实现此种公共生活阻碍之不存。是以，城邦所拥有的自由乃在统治，而公民必须参与统治权以同时达到治理与被治。[24]在他看来，共和思想家强调的是公民参与统治权的行使及其在民主参与过程中所需政治德行的培育，而不像自由主义所着重强调的公民具有统治者所不能侵犯的权利，必须通过法律主治来免除统治者以及其他公民不当的干涉。因此，波考克认为共和主义的精神与自由主义无法兼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