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凭上述分析概念之要求，老子显然不具“理论问题意识”，而具有非常典型的“常识问题意识”，与之相对地，哈耶克则更具有非常强的“理论问题意识”——尽管其也具有一定的“常识问题意识”，因而，笔者在这里将老子归为智者，将哈耶克归为学者就有了科学上之理据。其实，笔者所建构的这一对分析概念的分析力，还远不止于此。在本文的第三部分，笔者试图运用这对分析概念对一几成定见的命题进行重析，并对与前命题极有勾连之邓正来先生的“邀请批判”[16]给予些许回应。
　　有学者认为中国的所谓“封建社会”[17]之所以能维续几千年，主要是缘于中国古代的经济结构、文化结构、政治结构及社会结构所造成的[18]。笔者在这里，不是要完全否定这一观点的解释力，而是想开放出一个被这一观点所遮闭的一个新的解释前述历史现象的视角即思维结构（或认识论）视角。笔者以为，中国的“封建社会”之所以维续那么久，还有认识论方面的原因。就拿老子的《道德经》来说，在这一文本中根本看不出老子的“理论问题意识”，相反地，充塞其篇的是经验式的体悟，是一种典型的“常识问题意识”。可能有人会说，这是人类的初始时期，人们的思维还不够发达，不能苛求——崇尚经验归纳，也是可以理解的。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整个中国的“封建社会”却一直停留在这一思维水平上，这又作何解释呢？君不见《论语》，君不见不同朝代的因人而殊的N个版本的论语集注（释）[19]。其实，中国古代对抽象概念及概念间逻辑关系的弱关注[20]，也可以作为中国“封建社会”士大夫[21]（或“士”）缺乏“理论问题意识”的弱论据。中国“封建社会”时代缺乏这种“理论问题意识”的后果是什么？笔者以为这要从“理论问题意识”的作用来看。知识分子的“理论问题意识”能促使知识分子提出“理论问题”，进而为学术传统的形成提供前提性条件。后人在检视前人的“理论问题”时，能够判断前人对某一问题的回答情况，进而决定是否继续进行研究。这样的周而复始，前后相连的“问题链”继而形成的“知识链”，形成了知识（或学术）的传统，进而形成了与外界相对隔离的学术“场域”[22]，也为社会历史的变化方向提供智识资源，知识的科学性即批判力也得以促成。而中国古代士大夫（或“士”）缺乏“理论问题意识”，相应地，“常识问题意识”倒是非常盛行，中国古代士大夫（或“士”）的知识生产就像中国“封建社会”的小农经济一样——家家起炉灶，不断就某个问题进行个殊化的思考，未能形成尊重前人生产的知识（或学术）传统。虽说在中国古代也有所谓的儒学学派——似有学术传统，但那是因为历史文化的缘故而使然。他们不是基于“理论问题意识”建构出“理论问题”，他们生产的知识非常地凌乱，形成不了“知识链”或学术传统，进而导致知识生产场域形成不了独立的学术评价标准，知识失去了其应有的批判力，不能为社会历史变动方向提供智识资源。中国社会之所以长期被禁固在“封建社会”形态的硬茧中，很大部分因由实缘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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