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文所述笔者对两位“巨师”之印象，并不纯意指老子仅是一位智者，而哈耶克只是一位学者——尽管他们二者都兼具智者和学者的气质，而毋宁是笔者想追究出笔者这种印象类分背后的勘分依据。这种依据是什么呢？细心的阅者可能会发现些许“蛛丝马迹”——亦即笔者在上文似乎有所流露，那就是二位“巨师”的“理论问题意识”不同。接下来，在本文的第二部分，笔者意旨建构出一对分析概念即“理论问题意识”和“常识问题意识”。
　　二
　　“理论问题意识”和“常识问题意识”这一对分析概念的提出，不是笔者凭空想象出来的。邓正来先生在一篇讨论“问题”的文章[10]中谈到了他对“问题”问题的认识。他的这一论述很有意义，可以说，是他的有关论述直接催生了笔者的这一对分析概念。邓正来先生在他的那篇文章中认为：
　　“在我看来，中国法学界，甚或中国学术界，在学术方面始终无所建树的根本问题不是我们的学者或学友提出的问题少了，而是提出的有意义的理论问题太少了，而是提出的我们自己有关人类生活的真问题太少了。就此而言，我们必须把这里的‘问题’本身问题化。具体言之，第一，这里的‘问题’究竟是‘什么问题’？——中国法学界，甚或中国学术界，之所以‘漂浮’在各种问题之上，除了其他这里不便细究的原因以外，至少有以下两个原因：一是我们在根本上不意识理论问题与常识问题之间所存在的区别——”[11]
　　邓正来先生明确提出要区分“常识问题”和“理论问题”。在他看来，“常识问题”只是一些常识性问题，“是不需要以理论脉络或对理论脉络的认识为依凭的”[12]；而“理论问题”则“是以理论脉络或对理论脉络的认识为依凭的”[13]。笔者认为他的论述之所以重要，就是他洞见到了这两类问题的不同性质——对“常识问题”的回答毋顺遵循学术场域的规则，而对“理论问题”[14]的回答则必顺遵循学术场域的逻辑，那是学术人思考与未受学术规训之普通民众思考的分水岭。
　　但是，邓正来先生只是提到了“理论问题”和“常识问题”这两类问题的类分或区别，却未能把它们提练、抽象乃至建构成分析概念[15]。笔者现在要做的，就是要在邓正来有关“问题”的论述，特别是其“‘现实’的问题化理论处理”观点的基础之上建构出一对具有深度解释力的分析概念——“理论问题意识”和“常识问题意识”。在学术场域中，有些学者，可能有理论问题，但却没有“理论问题意识”。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一个理论问题，有时需要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努力才能彻底予以回答，故而有学者可能在回答他人提出的“理论问题”中走完自己的学术人生。而“理论问题意识”这一分析概念就是为了揭示这样一种思维结构（或方式），即首先将经验世界中的某一（或些）经验事实加以抽象，用学术语词建构成具有一定普适性的学术命题，再用一般未经学术规训的普通民众所不具有的学术人通用的方法加以证成。邓正来先生的“‘现实’的问题化理论处理”观点，就是学术实践中对这种“理论问题意识”的最好诠释。与之相对应的，则是“常识问题意识”，这一分析概念所描绘是这样一种思维状况：面对日常生活世界纷繁复杂的现象，学术人像未受学术规训的普通民众一样，习惯于给出基于自己的经验及对这个世界之体悟的回答。这在学术实践中最典型的表现就邓正来所说的“就事论事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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