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的身份界定及其出路
田飞龙
【全文】
1978年以前，农民是农民，工人是工人，工农联盟是我们伟大共和国的基础；1978年以后，工人依旧是工人，农民也是工人，农民的功能转化是改革开放的重要动力。于是，“农民工”成为中国城乡之间的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回顾历史，我们必须承认：在严格的计划经济体制和城乡二元结构下，农民工是难以想象的，因为虽然工农是同盟军，但这只是抽象的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在实际制度安排上却维持着森严的等级壁垒。因此，“农民工”并非计划体制和城乡二元结构本身的产物，而恰恰是改革开放的产物，是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轨过程中，户籍制度改革过程中，一种现代的力量挤压传统力量的结果。因此，如果说改革是必要的，并且是必然的，那么农民工也是必要的，并且也是必然的。于是，我们便能够对历史有一个正确的读法，而不至于简单地认为“农民工”问题全部是1978年以前的体制的罪过，由于改革的不成熟与未定型，在扬弃传统体制的基础上型构的新的体制也在很大程度上对当前的“农民工”问题负有责任。“农民工”在中国的历史发生上具有必然性，它因应着1978年以来整体性的市场化改革，以及在这种改革拉动之下的农村市场化与城乡交流的深度化。“农民工”作为一个独特的、在不断增加，并且也可能同时在不断呻吟的群体，确确实实起着打破农村封闭性、将农村逐步整合进现代市场体系的重要功能。我们无法否认，留守农村的大部分农民主要是通过本乡“农民工”的途径了解城市，了解市场，了解现代社会，“农民工”在一定程度上是城市信息和市场信息的垄断者与传播者，尽管这种身份可能同时给一些人口贩卖和诈骗留下空间。
因此，徘徊在城乡之间的“农民工”是改革开放的直接产物，也是改革开放的直接需要，这一群体背负着我们国家整体现代化的独特功能。这当然是值得肯定的。但笔者这里关心的还是农民工的身份问题及中国农民工问题的复杂性。笔者试图追问一个太容易被忽略的问题：农民工，到底是农民，还是工人？“农民工”这个中文词汇本身就是一种革命，它打破了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阶级划分，也不符合改进版的革命同盟理论，更不符合原始资本主义时期农民向工人的转化方式——圈地运动使农民根本丧失土地沦为自由劳动者，但改革开放却是“分田到户”，保障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因为没有失去土地，他们在身份上被界定为农民；因为长期离开土地，从事的是工业生产而非农业生产，因此在功能上是工人。“农民工”是改革开放背景下一部分农民的身份与功能分离的结果。我们不能忽视这种分离对改革开放二十几年伟大成就的贡献：它提供了中国境内企业的廉价劳动力，这成为吸引外资和形成中国产品比较优势的重要基础；它促进了城乡文化之间的交流，特别是城市现代文化向农村的传播——文化的改变带来消费观念的改变，为城市产品进入农村和现代市场向农村扩展作了基础性的铺垫；它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一部分农村人富裕起来，尽管这可能只是少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