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诉讼时效制度价值冲突的产生原因也概莫能外。其一，从法律的角度研究，可将社会主体分为法律制定主体、法律适用主体和法律遵守主题。不同主体所处的地位不同，性质、职责、构成、作用也均不相同，他们看问题的角度自然不会相同，上述各方面的差异必将导致各主体在价值观念上的冲突；其二，从社会的角度来看，社会生活是丰富多彩的，它包罗万象，十分的广泛和复杂。作为社会成员最基本单位的人，在这样的社会生活中的需要亦是多种多样的，再加之每个人所处的阶层不同，可利用的社会条件不同，由此，对价值观念的理解产生冲突也就不足为奇了。
２、价值冲突的表现
法的价值是一个多元多维的庞大体系，其中包含着各种准则，不同的阶级、社团、个人在法律实践和法律理论上可能具有不同的法的价值观念。“从法的价值准则来看，法的价值冲突表现为自由与平等的冲突，自由与秩序的冲突，秩序与正义的冲突，平等与正义的冲突，秩序与人权的冲突，秩序与理性的冲突，等等”。[17]
如前文所述,诉讼时效制度的价值取向主要包括效率价值和秩序价值这两方面。这是由诉讼时效制度本身的特点决定的,因为诉讼时效制度设立的目的,更多的考虑到的是促进社会资源的流转,以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的稳定等方面。而诉讼时效制度是民法当中的一项制度，民法本身是与市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应当是最能体现社会正义的法律。诉讼时效制度的设立，使得权利人在某种事实状态出现后，其权利就失去了法律的保护，与传统的正义观不符。由此。笔者认为，诉讼时效制度的价值冲突，主要表现在秩序价值与正义价值的冲突，以及效率价值与正义价值的冲突。
在这里，首先需要明确的是，什么是正义价值？正义是一个古老而又常新的话题。从柏拉图到黑格尔，正义的问题成了绕不开的内容。正义是什么？正义的标准是什么？不同的人给出了不同的答案。可以说，“正义有着一张普洛透斯似的脸（a Protean face），变幻无常，随时可呈不同形状并具有极不相同的面貌”。[18]罗马法学家乌尔比安认为，“正义乃是使每个人获得它的权利的一个固定和永恒的力量。法律的箴言是这样的，过诚实生活，不伤害别人，给予每个人他自己应得的东西”。［19］因此，在古代法上，我的权利回到我的手上即体现了正义，不会有因为时间的原因失去了该权利的情况，不会有因为时间的原因得不到法律保护的情况。
但是现代法律摒弃了上述绝对正义的观点，普遍规定了诉讼时效。诉讼时效限制了原权利人的权利，对上述绝对正义价值进行了修正。笔者认为，正义并非绝对的，而是一个相对的概念。社会正义是首要的正义，社会正义的对象首先就是社会基本结构，即各种主要社会制度、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法律制度。“一个良好的社会的条件有两个：一是在这个社会中，每个人都接受同样的正义原则，并且知道他人也接受同样的正义原则；二是各种基本社会制度普遍的符合这些原则”。［20］诉讼时效制度的确立，一方面督促权利人及时行使权利；另一方面，“若虽有正当权利存在，而久不行使者，即不予以法律保护，亦非过当”。[21]从而从立法的角度给出一个相对正义的标准,体现出立法者的正义观。
有了对正义价值的认识，下面就来进一步阐释正义价值与诉讼时效制度价值取向之间的冲突。
（1）秩序价值与正义价值的冲突。法的秩序价值就是法能够用它特定的方式建立和维护强有力的社会秩序，来满足人的社会生活的需要。法的正义价值在于使一个社会的成员都接受同样的正义原则，并且知道他人也接受同样的正义原则，从而使整个社会能够建立在一个基本统一的正义理念之上。博登海默在其著作中谈到，一个法律制度若要恰当的完成其职能，就不仅要力求实现正义，而且还要致力于创造秩序。这一论断可能会受到质疑，因为一个人不能同侍二主。当这二主所追求的是截然不同的目标，发布的是互不一致的命令，而且几乎每从事一定的行为方针他们就发现其目标相左时，这种质疑便可能是正确的。[22]从抽象意义上讲，秩序和正义各有其利：秩序有利于统治，有利于创造安定的社会环境，有利于社会的持续发展和稳步前进；正义有利于满足人的精神需求和心理平衡，有利于创设和维护良好的秩序。然而没有正义作为基础的秩序，必然是难以长期维持的秩序；而且在特定情况下，秩序也会与正义背离，为了正义而不得不牺牲一定的秩序，或为了秩序而不得不牺牲一定的正义。诉讼时效制度设立的价值之一，就是“在于尊重久已继承之事实状态，即在于社会秩序之维持”。[23]但片面追求秩序并不是诉讼时效制度的唯一价值，一方面，在考虑诉讼时效制度对现存秩序的维护的同时，另一方面也必须考虑如何对原权利人的权利加以保护的问题，而这恰恰是正义价值的表现。诉讼时效制度秩序价值和正义价值的冲突也因此而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