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有识之士早已敏锐地发现这一问题。1905年端方考察西洋宪政回国，在其呈交地奏折中如是说：“中国数千年来，一切制度文物虽有深固之基础，然求其与各国立宪相合之制度可以取而用之者，实不甚多，苟不与以若干之预备，而即贸然从事仿各国宪法制定而颁布之，则上无此制度，下无此习惯，仍不知
宪法为何物，而举国上下无奏行
宪法之能力，一旦得此，则将举国上下扰乱无章，如群而之戏舞，国事紊乱不治，且有甚于今日，是立宪不足以得安，而或反以得危矣。”[1] 梁启超说：“立宪之动机起自政府而不起自人民，则其结果必无可观者，此不可不熟察也。”[2]陈独秀分析了中国国民主体意识对宪政的影响：“所谓立宪政体，所谓国民政治，果能实现与否，纯然以多数国民对于政治，自觉居于主地位为惟一根本之条件，……倘立宪之主动地位属于政府而不属于人民，不独
宪法乃一纸空文，无永久历行之保障，且
宪法上之自由权利，人民将视之为不足轻重之物，而不以生命拥护之，则立宪政治之精神完全丧失矣。”[3]
从1908年《钦定
宪法大纲》的问世到1982年“第四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诞生，计有14部“
宪法”、“约法”相继上演，可谓“代代政府出新招，各领风骚三五年”。然而中国远未实现宪政。
宪政是一种人文制度，宪政主义是一种人文主义，宪政以人文主义世界观为基础，以公民社会利益与风险共担的契约精神为原则，以公民个体人格的形成与成熟为标志，归根到底，宪政依赖于国民宪政意识。
西方的各种民主宪政制度，我们也大都建立起来，而实践中我们会发现与其本来的面目大相径庭了。可以说它们已被我们的传统文化“同化”了。因此，宪政理念的建立与推广是当务之急。而对于学者，要有适当的超前意识，“法乎其上，得乎其中；法乎其中，得乎其下。”学者的激进与超前不仅是可以理解的，而且是非常必要的，中国的现实总是学者冲在前，媒体慢半拍，大众慢一拍，官僚慢二拍，到了代表那里恐怕就不知要慢多少拍了。这时候，言论的自由成为最关键的权利，陈独秀在《国体问题记闻》中有精僻之语，“法律上之平等人权，伦理上之独立人格，学术上之破除迷信，思想自由，此三者为欧美文明进步之根本原因。”
在中国知识分子多年处于被改造的地位，经历了多次运动的“洗脑”和“灵魂深处爆发革命”，“改造”已经潜移默化的成了自觉行为。长期人格扭曲造就的“原罪”意识使他们具有根深蒂固的自卑媚俗心理，一旦跟不上社会发展，不适应形势变化，就感到惶恐不安，首先是认为自己出了问题，尤其是长期的知识分子工农化，对他们的“脱胎换骨”，使他们几乎将知识分子特立独行的气质丧失殆尽，刻意追求平民化，以社会认同为衡量自身价格的标准，并时刻以改造自己而求与时尚和潮流保持一致。[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