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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戒严权。严重的紧急状况。
10、军事管制权。紧急状况中的紧急状况。第一等级。
11、宵禁权。特定时间（夜晚）的控制。
12、总动员权。动员所表达的是一种积极的应对紧急状况的态度，因而与对客观紧急状况的认定有明显区别。其内容不以“限制或停止公民权利”为直接目的，而是强调被动员者为或不为一定行为来应对紧急状况。尽管会出现限制或停止公民权利的客观结果，但仍应与消极的限制或停止公民权利进行区分。
13、设置应急组职权。与其说设置新的组织，不如说是对现有资源进行新的组合、配置。
14、建立相应制度权。紧急状况不能预知，但是面临紧急状况的解决之道是可以预先设置的。有效的解决危局的制度是应安排在先的。
15、行政征用权。可惜，尚无法可依。
16、行政强制权。可惜，亦尚无完善法律可依。例如，在“非典”期间，责令文化娱乐经营者暂停经营这一行政行为的法律依据何在？
17、给予物质帮助权。这也许是国家最应该首先想到的权力。如果所有的被“限制或停止公民权利”的公民都能得到相应的物质帮助的话，那么也许问题就不是问题了。其实，“羊毛出在羊身上”，“虚幻的”国家是“分文皆无”的，国库里的每一分钱都是属于全体国民的。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全体国民原本就是——同舟共济。灾难给我们这个共同体所带来的损失，是要由全体成员——均摊的。
18、行政指导权。行政指导根本就是——非权力行为。
19、制裁权。题中应有之义。
看来，行政紧急权的权力体系还需进一步梳理。
紧急状况下，往往遵循“特事（含特时）特办”原则，程序正义往往会让位于、让步于实体正义，结果——高于一切，成为判断行为合法与否的最高原则。“先斩后奏”，无疑是一项至高的特权。如果每奏必准，那么奏与不奏就没有区别了。如果奏而不准，斩人之人亦可被斩，那么这项特权还勉强说得过去。即使这样，这也是令所有人（除了授权人——皇帝以外）胆寒的一项权力。
“规定与现有法律相抵触的紧急措施”——不知所云。前面一再强调，紧急措施的本质就是——限制或停止公民权利。对紧急状况的认定——具有决定性意义。至于实施紧急措施则是——顺理成章、水到渠成的事情。在行政机关实施紧急措施过程中，无独立意志可言，无创造性可言，进而也就根本不存在所谓的“规定与现有法律相抵触的紧急措施”的问题。紧急措施是立法保留的，是现成既定的，是不容行政机关这样的“小儿”（相对于“尊父”——立法机关而言）篡改的。紧急措施本身是完全可以预见并周密安排的。不能预见的是——紧急状况。
2007.1.23.于幸福艺居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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