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的去与留——关于贺卫方与鲁迅的一个比较
修文辉
【全文】
你有多大的选择空间，就有多大的自由！
——阿修题记
日前参观广州鲁迅纪念馆，看到八十余年前《中山大学校报》刊载的一则标题为《挽留周树人教授》的消息，不由想起以前在法律思想网看到的《北大学子挽留贺卫方先生函》，抚今追昔，不胜唏嘘。试就学者之去留问题将贺卫方先生与鲁迅先生做一个比较，以便对自己所处之学术制度环境有一个比较系统的思考。
一、两位先生之去的背景与原因分析
鲁迅先生因为受到北京政府的迫害，不得已于1926年8月南下，先是任教于厦大，继而于1927年1月受聘于中大，任中大中文系主任并中大教务长。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排斥并杀害共产党人。鲁迅先生以教务长身份发起对中大被捕学生的营救，并不仅仅因为同情共产党人，而是因为先生是反感同胞之间的自相残杀。可惜的是，先生的倡议无人响应。后先生愤而向中大辞职，并与许寿裳一起搬出中大。然而鲁迅先生之离开中大，并非主要因为不满于蒋介石屠杀共产党人，而是另有原因，至少先生自己在日记里是这么写的，对外也是这么说的。现在某些官方史学家硬要将鲁迅辞职与“四一二”事变挂钩，乃是别有用心的篡改历史，值得警惕。事实上，鲁迅先生之离开中大，主要原因乃是在于中大不顾他的反对，聘请他的学术对头顾劼刚担任中大教授。鲁迅曾公开声明：他与顾是势不两立的，顾来他就走。虽经与中大多次交涉，中大仍决定聘请顾，这未免让鲁迅很没面子，以致萌生去意以兑现之前的逝言。鲁迅获知顾将来中大的消息后立即递交辞呈，此时刚好碰上“四一二”事变。但是鲁迅很明显的并非因为不满蒋而辞职，而且他还很担心别人误以为他同情赤色分子，特地将离开中大的时间延后，并写信给国民党的广州市警察局局长，表示自己将在寓所静候抓捕（反语），而警察局长则宽慰之，称相信他与赤色分子没有关系。
可见，鲁迅先生离开中大，并非因为政治原因，而是因为学术原因和个人情感因素。
贺卫方先生在当今中国法学界可谓一个异类。他1982年本科毕业于西南政法，1985年硕士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后留校任教，直到1995年。在越来越看重文凭而不是实力的中国学术界，贺卫方先生的资历自然没有优势，既没有出国留过学，又没有给中共领导人讲课的政治背景，简直是一只纯正的土鳖，（没有贬义，贺先生以及河粉们勿怪：）想要在法大获得升迁何其难哉！好在贺卫方先生因为《复转军人进法院》一文的发表而名声大噪，社会环境较诸制度环境更大的自由度成就了贺卫方，他终于凭着自己的才气和名声得以进入北大这个中国最高学府，（尽管新近的各种所谓的排行榜经常将清华、南大等排在中国第一位，但就学术及影响而言，北大仍是中国高校当之无愧的龙头老大！当然对北大而言，这也没什么好骄傲的。）并在这个博士如林的大学站稳了脚跟。
然而贺很快就遭遇了之前在法大同样的问题：本校教师相较于引进教师，待遇和升迁都更加困难。如今中国的行政管理者都迷信一个愚蠢的观念：外来的和尚会念经。即使你其实是一个本地和尚，只要出去兜一圈，也就成了外来的和尚，立马摇身一变，成为所谓的“海龟”或“引进人才”。至于本地土鳖，对不起，就算你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那也是你的本份。如此，稍微有些头脑和门路的人，谁不明白“树挪死，人挪活”的道理，去“生活在别处”呢？贺是个聪明人，他既洞悉制度之荒谬，当然要另谋高就，决不会在北大这棵树上吊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