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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斯·昆(Hans Kueng)著，杨德友译《论基督徒》，北京：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299页。
有学者认为，圣战和正义战争是两个概念，不能相提并论。笔者以为，“圣战”和“正义战争”虽然从其原初意义而言不等同，但沿革至今却毫无争议地显示，具有等质的义涵。“正义战争”为广义的“圣战”；而“圣战”则为狭义的“正义战争”。事实上，现代“正义战争”的标准恰恰继承了古代“圣战”的某些重要形式，如对祭司宣战的“宣战”以最后通牒形式的“抽象继承”等等。圣战的本质是否复仇，在学术上似尚无定论。不过有趣的是，9.11以后，美国总统布什曾宣布“圣战开始了”，而本·拉登则言：圣战早已打响。不能不承认，东西今人之言多少折射出其对“圣战”义涵理解的共识。
托·阿奎那(Thomas Aguine)著，马清槐译：《阿奎那政治著作选》，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135页。
刘小枫著：《个体信仰与文化理论》，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版，第375－392页。也有学者置疑此观点，认为，这是刘小枫的一家之言，不足为凭。鉴于专业上的隔阂，笔者对两种观点无从进行更为深入的比较和评判。但以自己现有的阅读经验，还是倾向刘小枫先生的见解。这当然远非意味着，笔者在学术研究上言必称刘某。参见李道刚著：《比较还是比附——评刘小枫和甘阳的“健康阅读”》，载于《学术界》，2007年第3期。
托·阿奎那(Thomas Aguine)著，马清槐译：《阿奎那政治著作选》，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135－136页、
【美】艾·博登海默(A Bodenheimer)著，邓正来译：《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9页。
杨泽伟著：《宏观国际法史》，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9页。
参见【德】奥特弗利德·赫费(Otfried Hoeffe)著，庞学铨、李张林译《治的正义性——法和国家的批判哲学之基础》，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105－107页。
参见吴云贵著：《当代伊斯兰教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86页。按照吴云贵先生的理解，早期圣战思想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含意：肯定自卫反抗、捍卫信仰的权利；呼吁将支持圣战事业作为宗教义务；奖惩分明，为信仰而战者赏，拒绝主命者罚；其他规定：如善待战俘、战利品分配、签订停战协定、被征服民族的待遇等等。参见同前引书。
参见同前引书。
【英】诺·库尔森(N.J.Coulson)著，吴云贵译：《伊斯兰教法律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86页。
和三经（《诗经》、《书经》、《易经》）相比，《论语》中的宇宙（天）论可谓寥寥无几，然而涉及“天”字的，仍有十八次之多，概分为三类：自然之天：巍巍乎唯天为大（泰伯）；义理之天：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八佾）和命运之天：不怨天，不尤人（宪问）。“天生德於予”（述而）；“天之未丧斯文也”（子罕）等等。论语，转引自：《中国历代哲学文选先秦编》，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61-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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