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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司法主题词出现的原因
人天生有一种解释世界的冲动，他需要把社会中混乱的事物统一起来，赋予事物一个稳定的秩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卡西尔说，人不是理性的动物，而是符号的动物，[3]这不仅因为人生活在符号构造的意义世界中，还因为人本身无法容忍意义的混沌和无序，他必须建构一套符号体系，以便获得一个解释世界、解释他人和解释自己的概念框架和知识系统。哈耶克认为，所有人，要想使他们的感知变得有条理，在一定程度上都要依赖语言。[4]因此，人必须借助概念才能够生活，尽管他可能没有意识到。在自然语言中，人们完全可以清晰地辨认自己的行为，了解自己行为的意义，社会生活中的意义体系不会因此而紊乱。即使是在法律极度渗入社会生活的今天，绝大部分人也并不知道多少法律术语，但这并不妨碍他们的正常生活。在日常生活中，通过日常用语，人们之间的行为能够最大限度地协调，意义能够最大限度地交流和沟通。
既然归纳社会事实的任何语言都有甄别和交流的功能，使人的行为清晰可辨，何以还需要法律主题词来界定社会事实呢？我们认为，这主要基于三个原因，一是常识语言的局限性；二是追求国家法制的统一；三是法律共同体的兴起。
常识语言的一个局限是，它总是借助于特定的情景，因而，它表达的是具体互动的情景和 事实，这种表达是依赖于经验的，而经验又无法脱离主体，主体的感受越深，语言就越无法实现表意功能。可能正是因为如此，罗素、卡尔纳普、奎因等人主张哲学必须用科学语言表达，而后期维特根斯坦的哲学以及牛津学派否认理想语言，仍然主张将哲学局限于日常语言。但法律与哲学毕竟不一样，它必须解决现实问题，因此必须把日常语言中模糊的、容易引起歧义的因素剔除出去，用精确的语言来表达，使司法工作可以依据主题词组织活动，有可能使各种诉讼类型化、程式化，而且不用再辨析日常语言的意义，这样就保证了司法工作的效率。
另一方面，日常语言往往是地方性的。在回答“如何理解他人的理解”这一问题时，吉尔兹指出，任何一种知识都是根植于地方性意义体系中的，超出地方性知识就没有发言权。这种知识是微观的。“地方性”不仅只是地点、时间、事件等，更是一种地方特色，一种事情发生经过地方特性并与当地人对事物的想象能力相联系。[5]而现代社会的理性化程度达到了它在历史上的极致。依据韦伯的分析，系统化、逻辑化、理性化波及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乃至人的生活方式。具体到法律领域，就是形式理性法律的高度发达。在形式理性法律的框架下，地方性知识表征了非理性、混乱和零散，与体现理性的、统一的秩序和总体性的追求格格不入。在政权建设的过程中，现代民族——国家已容不下这种地方性知识了，官方语言将统一方言。现代国家的统一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法律进行统一的。在资产阶级革命后，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法典编纂，而法典编纂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国家的统一。形式理性的法律之所以是形式理性的法律，法律术语的运用是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它通过对人们之间的某类行为进行归类，把这些行为纳入到一个统一的意义体系之中。通过它，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实践被重新命名和组织。这种命名是以国家权力为背景支撑的，它是强制性的、不容其他分类体系抗拒的。它改变了地方性知识纷繁芜杂的局面，在重要的社会关系上，创造了一个看起来好象是统一的世界图景。现代权力的基本策略是分类学、目录和统计学，法律主题词也是其中之一，它体现了现代国家对理性和秩序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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