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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金云门（道光二十一年春——二十一年八月）
道光二十一年春，金云门接替折锦元署理崇阳县。此时书差既惧怕花户，仇恨钟人杰等人，又埋怨地方官不能偏袒，因此都“潜匿不出”。县衙中“无熟手承办公事”，金云门“沿门招致”，书差却都“推诿不承”。金云门不得已，“遂自捐纸笔，令其办事”，而书差越觉“奇货可居，哓哓不迭”。金云门只好亲自下乡催征钱粮，为夫役备办饭食，狼狈不堪。[68]
在二十一年灯节花户冲进县城拆打粮房之前，书差中有部分人已事先逃遁，赴省城上控。状子虽已告准，却悬而未决，因为县里不敢也无法提钟人杰等人到案。而府里“控催益急，雪檄频仍，委员接踵”，于是金云门与幕僚佐贰商量，邀集绅士量力捐助，“不拘掠物之多寡，每屋一间，赔钱十千，消弭拆掳之案”。同时拟将金太和照不应律杖释，了结“自行置柜”之案。[69]
然而绅士已经因钟人杰等人的敛费与柜书的浮收重复受累，心有不甘，岂肯“再受捐赔之害”，所以“首诺心违”，捐款“收之不易”。金云门署任六月之久，赔补书差之事几乎没有进展。正在此时，师长治“持凭到省”，等候补缺。金云门曾在浙江与师长治一同为官，以“深知其精明强干，必能了理此案”为词，禀请府饬师长治即刻赴任。实际上他是明哲保身，推卸责任。在捐项未收，案未发落的情况下，金云门“解脱而去”。[70]
三、师长治（道光二十一年秋——二十一年十二月十三日）
师长治“匆匆抵任”，正是“将届办漕之时”。他上任后立即开始佥点书差，准备开仓，他们却故意推诿不承。师长治“辗转导谕，继之以威”，乃至承诺“自造册、刷串、纸工、领斛、盘川费用起悉出于官”，书差“方允认办”。然而，旧斛被折锦元带至荆州粮仓，领斛则有缴旧换新之定例。公文往来，延误时间，因此，“迟至冬月初六开仓”。
按照花户的章程，“通计民输二斗二升及水脚每两征钱四千六百文”。师长治计算下来，仅够交纳府道漕规，至于“部、司、府、道房费，仓规各费，书役纸工饭食等用”，即便将他应得的地丁羡余及养廉银、俸禄等一并填进去，也不敷使用。而摊捐、派捐、修铺、役食、囚粮等费用，甚至他个人的家口之需“尚在虚悬”。此时，旧规已经很难恢复，他亦不肯为人作嫁，“遂无意远图”，衙门上下均“不思久长之计”，打算将新漕办完，“不计盈亏，博一安静之名”，摆脱而去。
桥东、灌溪、双港三堡是钟人杰、陈宝铭、汪敦族的居所，二十一年冬漕开仓之初，三堡的花户在陈宝铭、金瑞生、金贵子等人的率领下先来试探。师长治“悉听其自斛而不争较”，于是剩下的花户“继至照行”。官民之间“无波可起”，众花户“踊跃输将，一月之间交纳过半”。适逢催征地丁漕粮的委员络绎而至，亲眼目睹，传至省城。督、抚、道等大员听闻，对师长治颇有“善安之誉”，并将金太和提禁保押，传人集讯，预备结案。[71]
虽然师长治在浮收的问题异常谨慎，但是花户们对于他的“宽容”却并不领情，对于他本人也毫无兴趣。在他们眼中，师长治与离任的折锦元等人一样，不谙地方政务，对书差言听计从。[72]他们只是同感钟人杰的大恩大德，不仅积极交纳讼费，而且还为他挂匾——“德政隽阳”。[73]
县官的频繁更替以及他们的束手无策反映了地方权力结构的根深蒂固，而百姓对师长治的误解则更显示出官员与百姓之间的隔阂。
暴动：合法性与反叛
师长治只求顺利完漕，对花户采取避让态度。钟人杰等人因惧怕官府追究拆打粮房的责任，不得不“深藏厚卫”，崇阳一时安静了许多。然而，就是在官府与百姓之间并没有尖锐矛盾的情况下，更大规模的动乱发生了。
事情的起因是巡抚赵炳言到任，崇阳一个叫金两仪的人赴省催促提审书差房屋被毁之案。赵下车伊始，见此催呈，对案件的久延不办大为不满，“乃严批候委明干大员，督提惩办”。钟人杰等人“见批无不悚惧”。此时，奉旨查办湖南郴州京控案的钦差到了蒲圻，恰遇该案人卷解到，于是不回省城，就地审讯。武昌府闻报到蒲圻谒见，希望借钦差之力一并了结崇阳漕案，并发牌到崇阳提取拆打粮房之人。但是，派去的委员仍是空领提牌而去，并不敢捉拿。此举却使钟人杰等人心生疑惧，他们推测，蒲圻并非驻审之地，本府亲临蒲圻，很可能是为了督提协捕。再加上传来金太和本应保释，却又被武昌府押禁的谣言，越发疑惧。在金太和子侄金贵子、金瑞生等人的压力下，[74]他们“于十二月初十之夜仓促起事”。[75]
出人意料的是，钟人杰等人起事之后，矛头首先所指的既非官府，也非书差，而是一个叫蔡绍勋的人。
一、寻求合法性的反叛者
二十一年灯节之后，当书差纷纷赴省城控告钟人杰等人的时候，其中一个叫金榜（长诗中的金仲华——笔者）的也派出自己父亲和弟弟赴控，他的弟弟就是前文提到的金两仪。这份状词出自蔡绍勋之手，[76]措辞耸人听闻，引起了武昌府对崇阳漕案的关注。
据《崇阳冤狱始末记》记载，蔡绍勋是“崇阳第一刁笔”，钟人杰则是仅次于他的第二人。值得一提的是钟人杰与蔡绍勋之间的关系。“蔡本钟之业师而又母舅，钟素畏服”，二人在白霓镇“比邻”而居。[77]长诗中对于这种关系没有交代，《调查报告》中的内容则可以肯定这一说法，很多受访者都指出钟与蔡是至亲，最有可能的就是甥舅关系。钟人杰“从小跟着蔡绍勋读书，读得很好”，他写状词的本事也是蔡绍勋教的。[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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