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冲突中的官、民与法——以“钟九闹漕”事件为中心
张小也
【全文】
“钟九闹漕”是一场由漕讼演变而成的暴动，发生在道光年间的湖北崇阳。它的参与者主要是花户，为此一度被归入农民战争的研究领域。[1]众所周知，以往农民战争研究关注的主要是其规律、性质与作用等本质问题。[2]本文则更加注重该事件发展过程中的人们的具体表现，特别是官府与民间社会在法的领域的互动，以此来透视清代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并对中国传统法律研究中的一些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
对于“钟九闹漕”事件，清代的许多官方文献和私人著述都有记载。本文除了依靠这些文献以外，还利用了极为丰富的口述资料。[3]其一是长诗《钟九闹漕》，实际上是五句一段的七言民歌，已经整理出版，有1957年与1998年两个版本。因1957年版的开头与结尾出于政治原因做过大幅度改动，而1998年版则更多地反映了原貌，故取1998年版。其二是访谈资料，其中最宝贵的是华中师范学院历史系74级工农兵学员在当地做的调查报告（以下称《调查报告》），这份报告是他们搜集整理的《钟人杰起义历史资料》的一部分。此外，笔者曾于2003年和2004年两次到崇阳做田野调查，进行过一些访谈。然而由于时间的无情，所取得的口述资料的价值完全不能与《调查报告》相提并论。
道光时期的崇阳：权力结构与矛盾
崇阳位于湖北南部，清代“属武昌所辖，与蒲圻、通城、通山、江西义宁州连界”，[4]周围“四山环列”，[5]与外界的主要通道只有两条，一条是山路，经过蒲圻通往省、府所在地武昌，地名横上岭。乃“凿巅崖成路”，十分狭窄，“仅容一舆，对面往来须侧让其半”。这条道路艰险异常，“上则峭石壁立，下则陡崖傍涧”。另一条是水路，即隽水，它是崇阳境内的主要河流，“上达通城，下通蒲圻”，贯穿全境。枯水时“碧流一线”，雨后则“泻注激湍，舟楫可通”。虽不似山路那样艰险，但“水底峰峦齿列，曲折回环”。水浅的时候，船底与河床上的石砂相磨擦，“声如掴鼓，行之不易”。[6]
封闭的地理环境和恶劣的交通条件，使得崇阳与相邻各县“分疆之处丸泥可封”。“山中之民世不及城者居多”，遇到族人不肖或贼匪窃盗等情况，当地人“每集族长村邻，或捆溺或活埋”。类似事件的发生非常频繁，乃至“月必有之”。对于在崇阳任职的县官来说，这里的百姓“鲜知纲常法律，悍猾异常”。因此，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只图目前省事”，[7]听任各种地方势力插手公共事务。
“钟九闹漕”事件发生前后，崇阳各种地方势力中最突出的是两种人，一是“歇家”，二是书差。[8]
“歇家”一词很有来历。明代官箴书《治谱》中有这样的规定：状词中“无写状人、歇家姓名不准”，[9]看起来官府是将歇家作为赴控之人的保人，令他们承担连带责任。而谷口规矩雄《关于明代的歇家》一文指出，歇家原来是旅舍，发展到明末则起着包揽税粮的作用。[10]可见，歇家的本意是旅店或开旅店的人，因在地方社会中处于特殊的位置，很自然地参与到公共事务中去。至于具体为何种事务，则视不同地方的不同情况而定。
道光时期崇阳的“歇家”同样有着复杂的含义。由于经济、环境等因素，当地的商品经济很不发达，因此“市无客寓”。乡民进城交易、完粮或争讼，通常会“宿于相识之家，名曰歇家”。然而“歇家”并不仅指落脚之处，乡民因“世不及城者居多”，所以“凡事皆托歇家主持”，形成了“乡民以歇家为靠山，歇家以乡民为腴肉”的利益关系。当乡民因发生矛盾而诉诸公堂之时，他们自己往往并不进城，而是由歇家出头，于是，“彼之歇家勾此之歇家串唆抅讼，两歇家从中乐利”。事实上，歇家并非普通人，他们中很多是有功名在身的读书人，即通常所说的“讼师”。在崇阳，老百姓对他们有一个特别的称呼：曹司。[11]
歇家之外，崇阳“差弊最重”，特别是那些“坐里之差”，即里差。[12]他们不仅有权“以里之大小派役之多寡”，而且负责承办命盗拐抢之案。对于地方官员来说，他们是难以驾驭的力量，“书差承办公事，先索本官纸笔饭食之资”。如果要求得不到满足，即使官员“戒饬扑责”，也是“催之不应”。对于百姓来说，他们更是令人畏惧，“词讼案件，先向原告议定书承之费，然后送稿”，[13]因此百姓称他们为“衙门”或“押司”。[14]
“歇家”与里差有时集于一身。如果乡民进城歇于里差之家，则里差“既是原差，又是歇家”，“代理差房兼说讼事”，指着官员的名义招摇撞骗，“落利恒多”。并且案情的利弊胜负皆为他们所垄断，“原告虽严催，本官虽血比，难拗其规格，甚至两造冰解，两歇家不息”。有的书差并非里差，一旦县官批准他们经承案件，他们“先谋之歇家，不下乡静候歇家寄信”，甚至在原被两造尚未入城之前，状词已经“雪叠”。[15]
与诉讼中的把持行为相比，书差在征收钱漕时的作弊行为更甚。不论花户纳钱粮多少，柜书每票掣钱二百文。绝大部分花户所纳银钱并非整数，柜书令他们“毫厘包分”，即将毫厘之数进位到分，在统算交库时，他们却仍“见厘缴厘”，余下的就进了他们的口袋。地丁银每亩纳钱二千一百四十文，以七分七厘七毫归官，其余除供解费等使用之外，全归柜书。漕粮的“附加费”——水脚银亦是“毫厘包分”，“每票必有”羡余。更有甚者，按照惯例，水脚银每两征钱四千六百文，“缴官备水脚漕费之用”，平均下来每厘合四文多钱，而柜书以分为单位征收，“征一分收钱七十文，二分一百三十文，三分一百八十文，四分二百五十文”，如果超过此数，则每分加钱四十六文。收上来的钱除统算交库之外亦归柜书。还有些山民离城遥远，以进城完粮为苦事，就把钱交给歇家代完折色，对于这种情况，柜书每石加钱一百六十文。此外，在征收实物的时候“合勺包升”，就是将合勺之粮进位到升，其羡余也是每票必有，亦归柜书。[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