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事物的制度基础——《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中文版译序
毛寿龙
【全文】
了解选择理论的人们都知道哈丁的“公地灾难”、不知何人首先发明的“囚犯难题”以及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的逻辑”。这些理论模型都说明，个人的理性行动最终导致的却是集体的非理性的结果。许多分析家均认为，除非彻底私有化，或者通过强权的控制，人类几乎难以摆脱这些悲剧性的梦魇。但是，事实又表明，人类社会中虽然到处都是公共的悲剧，但许多人却自主地摆脱了公共选择的悲剧，从而改善了福利。美国著名行政学家、政治经济学家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集体行动制度的演进》一书，着眼于小规模公共池塘资源问题，在大量的实证案例研究的基础上，开发了自主组织和治理公共事物的制度理论，从而在企业理论和国家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集体行动的理论，同时也为面临公共选择悲剧的人们开辟了新的路径，为避免公共事物的退化、保护公共事物、可持续地利用公共事物从而增进人类的福利提供了自主治理的制度基础。该书的研究宗旨是有限的，就如作者所总结的，“本项研究的中心问题是一群相互依赖的委托人如何才能把自己组织起来，进行自主治理，从而能够在所有人都面对搭便车、规避责任或其他机会主义行为诱惑的情况下，取得持久的共同收益。必须同时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对变量加以组合，以便⑴增加自主组织的初始可能性，⑵增强人们不断进行自主组织的能力，或⑶增强在没有某种外部协助的情况下通过自主组织解决公共池塘资源问题的能力。”并且由于作者是美国学者，其所处的学术背景是美国的学术传统，所探讨的理论问题主要是美国学术界所探讨的热门话题，所提出的理论发展也是对美国现有学术研究的发展，这一切都有别于我们中国。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从中国政治学、行政学尤其是公共政策研究发展的需要出发，用中国人的眼光，着眼于中国人所面临的公共选择问题，来阅读《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并由此来思考我们中国人所面临的集体行动理论的发展，以及思考中国人所面临的公共选择的实践问题，尤其是思考如何避免中国公共事物的退化，并挽救已经在退化的公共事物，如断流时间越来越长、很可能永远成为内陆河的黄河、污染日重的淮河和太湖、日益退化的沿海渔场、砍伐殆尽的森林，甚至是日益滑坡的道德等。本译序的目的是根据笔者阅读该书的心得，用中国学者的眼光，尽可能简去原书所具有的“美国特色”，概括、重述本书的理论要义，以使我们更好地把握其中的智慧的内核。
一、政府与市场之外
在本书的第一章，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教授首次系统地总结了人们用之以分析公共事物解决之道的理论模型，它们是哈丁的“公地悲剧”、普遍使用的“囚犯的难题”和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的逻辑”。这些理论模型都说明了特定情况下的公共事物总是得不到关怀的必然的悲剧性结果，即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凡是属于最多数人的公共事物常常是最少受人照顾的事物，人们关怀着自己的所有，而忽视公共的事物；对于公共的一切，他至多只留心到其中对他个人多少有些相关的事物。”对此，人们已经提出了若干所为“唯一”的方案，即以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或者彻底的私有化来解决公共事物的悲剧，除此之外，别无选择。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运用博弈论分析了这些理论模型所隐含的博弈结构，并从博弈的角度探索了在理论上可能的政府与市场之外的自主治理公共池塘资源的可能性。她提出了“自筹资金的合约实施博弈”，认为没有彻底的私有化，没有完全的政府权力的控制，公共池塘资源的使用者可以通过自筹资金来制定并实施有效使用公共池塘资源的合约。
利维坦和私有化，都不是解决公共池塘资源的灵丹妙药，那么自主治理的制度是否就是灵丹妙药呢？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教授认为，“自筹资金的合约实施博弈不是万应灵药。这样的制度安排在许多场景中都具有不少弱点。牧人可能高估或低估草地的负载能力。他们自己的监督制度可能出现故障。外来的执行人在事先承诺将按某种方式行事后，可能又不实施。在实际场景中，各种问题都可能发生，就如理想化的集中管制制度和私有财产制度中的情况一样。” 这表明，理论模型可能在特定的情况下是有效的，但是未必一定能够提供理想的政策选择方案。大量的经验性个案研究表明，实际的制度安排，要比任何简单的博弈结构要复杂。这说明，政策分析家除了要进行理论思维之外，还需要以认真细致的经验研究为基础。这就对于政策分析家提出了一个重大的挑战：“如何以对人类在处理与公地悲剧部分相关或完全相关的各种情形中表现出来的能力和局限的实际评估为基础，去发展人类组织的理论。经验上可靠的人类组织的理论，能够把组织人类活动的各种不同方法及其后果传递给决策层，从而成为政策科学的实质性组成部分。理论探讨包括对规则的研究，它包括对现实场景中复杂事物的抽象，并确定作为所观察到的复杂性之基础的理论变量。为了对封闭系统中各种变量之间的逻辑关系作更细致的分析，还需要对一种特定的理论模型作进一步的抽象和简化。”埃莉诺·奥斯特罗姆认为，这就是政策科学的核心。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教授认为，政策分析家的工具箱中有各种各样的工具，但还缺少“一种具体明确的集体行动理论。凭借这一理论，一群当事人能够自愿地组织起来，以保持自己努力所形成的剩余。”自主组织的实例到处存在，但分析家却没有很好地在理论上总结它们。在此，理论分析是重要的，因为“所有的组织安排都面临着压力，有它的偏好和不足。没有合适的自主组织的集体行动理论，人们既不能预见或解释在什么时候个人单靠自身的组织不能解决公共问题，也不能确定在协助解决某一特定问题时，何种干预策略可能是有效的。”她写作本书的目的就是“对发展由经验支持的自主组织和自主治理的集体行动理论作出贡献”。它的特色是把许多新制度主义学者所使用的策略与由生物学家为促进从理论上更好理解生物世界而开展的经验研究中所采用的策略结合起来。制度分析与经验研究相结合，成了本书研究方法上的基本特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