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让我们逐条考查在第２章中[2]可操作性较强的法律规范所占的比例。该法第７条[3]规定，涉外经济合同须以书面方式订立，并包含了这样的规定：双方往来签署的信件、电报和电传等，也构成符合要求的书面合同。这是一个具有较强可操作性的条款。尽管在今天看来，书面合同当然既包括谈判双方面对面签署的书面合同文本，也包括通过往来传真等方式签署的合同文本。但是在我国对外开放初期，这一规定澄清了一些人的疑问，对于解决这方面的纠纷起了积极的作用。该法第８条规定：“合同订明的附件是合同的组成部分。”按上文关于可操作性的第二个特征，这是一个没有可操作性的条款，因为它所涉及的实际上是一个无争议的问题，不能获得积极显著的实践上的效益。该法第９条规定，违法和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的合同无效。这是一个典型的柔性条款，属可操作性较差的条款。该法第１０条规定，采取欺诈或者胁迫手段订立的合同无效。这也是一个可操作性较差的条款。目前在中国，对于欺诈和胁迫的构成要件，无论在立法上还是在法学理论上，都未予明确。第１１条规定，当事人一方对合同无效负有责任的，应当对另一方因合同无效而遭受的损失负赔偿责任。这一规定涉及到合同无效的后果，但只涉及到一个方面，没有涉及有关合同无效后果的各个主要问题。进一步说，在实践中，合同一方对合同无效负有责任的情况并不多见。因此，这也是一个可操作性不强的条款。第１２条定明了在一个涉外经济合同中一般应具备的条款，属于指导性的法律规范，即提示谈判双方在起草合同时最好加入哪些条款。该条款不是用于解决合同纠纷的法律规范，谈不上可操作性。第１３条写道，当事人应视需要就风险的承担和保险的范围作出约定。这一条款也是指导性的法律规范，不具有可操作性。同样，第２章的最后两条，也是指导性质的法律规范：第１４条提示当事人对于需要较长时间履行的合同，应约定合同的有效期限；第１５条提示当事人就担保作出约定。综上所述，在《
涉外经济合同法》第２章包含的９个条款中，具有较强可操作性的条款只有一个。
第二步，让我们进一步分析，在《
涉外经济合同法》的全部４３个条款中，具有较强可操作性的条款占有的比例。依笔者近年来作为仲裁员处理涉外经济合同纠纷案的经验[4]，在该法规中，除了已讨论过的第２章中的条款外，有较强可操作性的条款包括：第５条（关于选择合同应适用的法律时应遵循的原则)、第１７条（关于“不安抗辩权”）、第１８条（关于违约的救济方法）、第１９条（关于以补偿原则而不是惩罚原则作为计算损害赔偿金的原则）、第２０条（关于约定的损害赔偿金）、第２２条（关于违约的受损害方有义务减轻损失）、第２４条（关于不可抗力的成立要件）、第２５条（关于主张不可抗力的一方对另一方的通知义务）、第２９条（关于合同的解除条件）、第３２条（关于变更和解除合同的通知或协议须采用书面形式）和第３９条（关于货物买卖合同的诉讼时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