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无讼理念论
胡利明
【摘要】古代中国的诸多历史因素共同促成了无讼理念的形成，无讼主导着中国古代社会传统法律文化的基本取向。可是现代市场经济观念对无讼理念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因而市场经济社会需要对无讼理念进行理性思考。
【关键词】古代中国；无讼理念；现代思考
【全文】
一、古代中国无讼理念概述
中国古代社会儒家思想处于绝对支配地位，“贵和持中、贵和尚中”的文化理念成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特征。据历史考证，孔子作为儒家思想的创始人，他是“无论”论的奠定人和倡导者。同时，他曾经宣布其执政目标：“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1]另外儒家典籍记载，尧舜之世，便是一个无讼的世界，而舜本人就是一个息讼止争的高手。[2]同时，清人曾说：“两争者，必至之势也，圣人者其然，帮不责人之争，而但讼其曲直。”[3]可见，古代中国人对诉讼之冷漠，他们认为诉讼是道德败坏的结果或表现。
儒家在正面宣扬无讼的益处和美好的情景的同时，制造了为讼以害的反面舆论。例如：“讼，终凶”、“讼不可妄兴”、“讼不可长”。[4]因而，诉讼是不吉利的应适可而止，健讼者必凶。中国古人由于崇尚无讼理念，赞扬无讼社会，力求无讼而和谐的美好世界，但必然带来的是厌讼、贱讼，以至于讼师一类的职业，在古代中国没有生存的土壤，为国人所鄙视。例如，春秋时期的“邓析事件”是中国最早的贱讼证据之一。邓析，中国最早的律师，因教人诉讼并收取代理费，被批评为：“不法先王，不事礼义，而好治怪说……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足以欺愚惑众”，[5]最终被视为小人而被当权者杀害。直至清末，无讼、贱讼仍然普遍存在。
二、古代中国无讼的本质
中国古代人信奉“无讼”、“贱讼”理念，并非真正因为把诉讼当作是一件不道德的事情而鄙视诉讼本身，而是害怕诉讼。古代中国人这所以害怕、厌恶诉讼，实际上在于三大问题得不到解决：⒈不体面有辱人格的诉讼程序；⒉官司（不管输赢）导致“结仇怨”、“乖名分”等不良后果；⒊诉讼中易受胥吏讼师撮弄敲诈，不得不低声下气求人。[6]他们认为，“讼”不会给自己带来多少好处而贱讼和无讼；“讼”使人体面扫地而贱讼和无讼；“讼”使人被捉弄、欺负而贱讼和无讼。概言之，古代中国人是以自己的利害为出发点，而不是以对诉讼本身的道德或价值评价为出发点而去无讼的。[7]古代中国人害怕诉讼自古就有，在孔孟时代得到了印证。例如，孔子宣扬“子为父隐，父为子隐”，认为告父母亲偷羊的人都是坏蛋。这反映了古代中国人为了促使自己亲人的名誉，而不管“疏人”利益的丧失甚至生命的被剥夺，更不管受害人所受的痛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