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名誉侵权案：媒体的傲慢与法学家的偏见
何兵
【全文】
媒体们和法律家们近来空前地团结起来了。他们同仇敌忾，对深圳中院和富士康企业集团口诛笔伐，情绪化的文字充斥报端，乃至将其喻为“新闻界的911事件”。
事件起因是《第一财经日报》记者在一篇报道中，指称富士康是一家“血汗工厂”，被后者起诉到深圳中院。起诉干犯众怒，是因为人们认为这起诉讼不寻常，原告在公然挑战公众知情权：一、起诉标的达三千万，匪夷所思；二、原告选择两记者为被告，而不是报社为被告，并且申请查封了两记者的财产，这是迫害记者，压制新闻。
记者们、教授们、律师们义愤填膺，公众的不满情绪像荒原上野火，蔓延开来。重压之下，原告将起诉标的改为“一元”，解除了对被告财产的查封，深圳中院出面表态将尽快结案。原告欢呼：“这是全国新闻同仁的共同胜利”。
如果说全国新闻同仁共同胜利了，那么，谁这场媒体审判的失败者？我以为是法律。激情之下无理性，让我们心平气和地从法律和法理上来讨论。
先说三千万。法学教授们认为这是一个天大的笑话——记者哪来三千万？这是让记者倾家荡产。法学家说出这样的外行话，我很诧异。在侵权赔偿案件中，原告的索赔额，向来不是根据被告钱袋的大小来猜度，而是根据原告损害的多少来衡量。被告有多少财产，原告哪里知道？最高法院《
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
十条规定：“公民、法人因名誉权受到侵害要求赔偿的，侵权人应赔偿侵权行为造成的经济损失。”法律明白无误，专家何以不知？经济损失不仅包括经营损失，法理上还包括商誉损失。富士康作为全球500强企业里的第206强，商誉是其身家性命，价值当以亿计。《第一财经日报》“血汗工厂”的报道在全球广为传播，对原告商誉形成极其恶劣的负面影响，当是确凿无疑的。如果报道确实侵权，3000万损害主张过分吗？即使原告请求有水分，这也是诉讼惯例。至于原告如果胜诉，记者会不会永世不得翻身，法律上，并非原告需要斟酌，而是立法者及报社经营者需要思量的——这可以通过个人破产免责制度和保险制度来解决。被告资不抵债也是诉讼常情，否则就没有必要制定破产法了。何以一涉及记者，大家如此情绪失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