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富士康案件，我们需要更多的理性
戴霞
【全文】
这几天关于富士康状告《第一财经日报》两记者索赔3000万元侵犯名誉权案，闹得沸沸扬扬。舆论和媒体似乎都是一边倒向两记者（见8月28、29日南方都市报）。主要理由：一是认为作为名誉侵权案件，记者是职务行为，应该是告报社，而不应该告记者。法院不应该立案，法院没有一个基本的审查，就采取查封等保全措施。二是认为索赔金额天价，法院存在利益驱使，可以依诉讼标的收取高额诉讼费，被告也要付出相当的代价。
其实我认为这里有个先入为主的潜意识，即认为记者报道“超时加班”本来应该得到鼓励，却反而成为被告，被告不仅无辜，还被查封了个人财产，值得同情。法院立案则是助纣为虐，法院将不该立案的案件，立案可能另有所谋（高额的诉讼标的，法院可收取诉讼费）。仿佛对于记者的批评性报道应该鼓励，而不应当被告，而当了被告，就是要败诉似的。因此，声讨之声此起彼伏，对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该案的立案、查封和收取诉讼费等加以指责，一副法院的立案员、审判官的样子。
我认为深圳中级人民法院的做法并无不当。根据我有限的民诉法知识，提出如下意见供大家探讨。
首先，在
民事诉讼法中，所谓的被告是指与案件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人。记者署名、参与调查并直接报道了富士康案，当然是与案件有最直接利害关系人（这里暂且不谈最高院的司法解释正确与否）。原告认为被告即是与案件有直接利害的关系人，即可起诉，行使诉权。我认为，在新闻侵权中，虽然原告通常可以同时告报社、告记者，但也可以选择其中之一告之，甚至可能告错了诉讼对象，但这都是原告正当的诉讼权利。由于在立案时，法院通常仅进行形式审查，不进行实质审查，只要符合立案条件，即可立案以保障原告的诉权。因此，在实践中也就会出现审理案件时，发现原告将不应列为被告的列为被告，从而判定被告不适格而被驳回起诉的情况。同时，民诉法也规定可以采取诉前或诉后的保全措施，但原告应提供担保以防查封错误给被告造成损失。如果原告败诉，法院则可依其提供的担保财产向被告承担责任。这也是目前司法实践中经常采取的手段，难道法院不能将之用于记者？！本案中，选择仅告记者或许是原告的特殊策略，不必大惊小怪！凭什么说原告就是恶意诉讼，难道记者在本案中就不可能败诉或部分败诉？难道记者不能当被告吗？记者报道都是正确的？告记者就是为了产生寒蝉效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