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有公道，私有私理
张树义
【全文】
这是一个道德失落的年代，这也是一个价值混乱的年代。这不，受贿居然也能“整”出事来：“先贪后捐”，捐款折抵受贿款。昨日是余斌案，今天又有文建茂案，（新京报8月10日）明天可能又出个李斌或武建茂案。余斌还需要有人点拨，有此先例，文建茂则直陈“减法原则”：我用于公务开支和捐赠的款项应当从受贿款中扣除。
现两案均已被湖南省高院撤销，责令重审，自会有公判，不劳我辈操心。但民间舆情却不能不重视，因为它涉及的是公共话语、集体理性问题。新浪网曾做过一个“您如何看待湖南临湘市副市长拿受贿款扶困济贫”的调查，共有36833人参加调查，其中占66.35%的网友认为“收受的财物全部用于公务活动，没有据为己有，不构成受贿罪”，占72.11%的网友认为法庭对余斌的判决“不公平”。道德信念、价值观念如此混乱，不能不辩。
一为“劫富济贫论”。有一种说法称受贿最终用于了济贫，因此，“总比那些受贿后买别墅包二奶的好多了。相比于那些巨贪、贪而骄奢淫逸者，不少人对余斌、文建茂等表示出了同情和宽容，可以理解。但在丛林社会，我们可以呼唤梁山英雄、罗宾汉这样的绿林好汉，希望痛宰为富不仁者、为官不义者，救民于水火；而走向法治社会中，劫富济贫则是不被允许的，因为“济贫”的前提是“劫富”：抢来的，或是受贿得到的，是非法的。同时，案件明确表明，“受贿”这种认定是靠得住、可以定论的，谁敢肯定受贿就是“为了”济贫？很可能济贫只是受贿的掩饰，或害怕败露预留的后路，抑或只是暂时的转移支付。余斌就曾明确交代受贿款的三个去向：女儿去英国读书用去一部分，打牌输掉一部分，以他个人名义借出一部分。在这里，些微的“捐款”不过是他众多“受贿”的点缀。
二为“受贿为民论”。在许多网友看来，“先贪后捐”者将受贿款用于帮助生活困难者、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难怪对于受贿这种劣行，文建茂振振有词，余斌则自称问心无愧。难道为民就可以受贿吗？一个人如何花自己的钱，是投资、是消费，甚至奢侈浪费，他人都无权干涉。但公共财政则必须取之有道，用之有法。因此，问题不在于你“用”之于何，而在于公权力必须“取之有道”。对于公权力如果不问取之于何，而只看用之于何，那无异于说，为了目的可以不择手段。果真公权力如此，倒霉的将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财产。1949年以来，公权力践踏私产的事情发生的还少吗？难道我们还不应当对公权力的运用保持必要的警醒：公权力的运用应当目的正当，手段有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