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兰达规则四十年-法搜-中国法律信息搜索网

　　该判决是由联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厄尔.沃伦起草的，米兰达判例也是沃伦大法官做出的最受争议的判决之一。也有很多人把米兰达规则的产生归咎于这位具有司法改革风格的人物身上。但是，其实米兰达规则的产生是有其历史必然性的。“在18世纪中叶，普通法特别关注被告人自主决定是否作出供述的权利，布莱克斯通告诫道，依照叛国罪律条，‘匆忙作出，缺少保障的供述……不应当采纳为证据。’”“然而，到1836年，政策又倾向于采纳供述。”那时采取的做法是，不论是在什么情况下，只要被控告人做了对自己不利的供述，“一旦有效证实，无需任何补强便可足以判处其有罪”。到20世纪早期，可能由于犯罪率的攀升及文化混乱，司法部门更倾向于打击犯罪。当时刑讯逼供现象严重，而法院则放之任之。1936年布朗诉密西西比州（Brownv.Mississippi,297U.S.278,56S.Ct.461,80L.Ed.682）一案中，犯罪嫌疑人被采取吊打的方式取得的证言被密西西比州法院作为定罪的依据。到20世纪40年代，警察强制讯问的情况又发生了一些变化。警察在讯问中，逐渐从折磨、威胁转向用更潜在压力的方式给犯罪嫌疑人施加压力，使犯罪嫌疑人在强迫氛围中作出不利于自己的供述。因此，联邦最高法院表现出要制定一项对供述任意性更明确的检验标准。除此之外，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种族问题十分严重，并且“最高法院肯定知道大部分关于供述案件的上诉涉及的是黑人被告”，“似乎联邦最高法院将限制讯问作为其种族平等工作议程的一部分”。“将潜在强迫拿来做更加有洞察力的检验标准，应当会对贫穷的、教育程度不高的被告人更有利，因此有助于减轻影响到刑事司法制度的社会及经济不平等”。20世纪50年代及60年代早期，联邦最高法院做出了一系列有利于被告人的裁定，因此使很多法官对那些受到不公正讯问的被告抱有更多的同情态度。同时，“美国刑事司法体系总是制造出联邦最高法院认为有问题的结果。”因此，最高法院认为他们应该制定一些规则来规范刑事司法活动。1964年在艾斯考波多诉伊利诺斯州(Escobedov.Illinois378US478(1964))案件的裁决中，联邦最高法院第一次明确说明了绝对的保持沉默的权利，并且强调是否给予并且是正确的给予了告知，强调被告是否已经放弃了沉默权。
　　但是，实践表明，该判例“其裁定意见模棱两可，混乱又受限制的裁定”，也就是该判例并没有发生太大的作用。因此，“如果联邦最高法院想真正对典型的被告人提供保护，它需要更弦易张，做出更大的动作。当然，这剂良方就是米兰达诉亚利桑那州判例”。因此，1966年诞生的米兰达规则，不能说不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及当时社会现实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