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指导思想上对利益权衡考虑不足
我国行政诉讼再审程序遵循“实事求是，有错必纠”原则，强调哲学认识论的“实事”与诉讼中“实事”的一致性。从名称上看，我国称为“审判监督程序”。这表明了立法者对审判程序、审判行为、审判结论的严肃态度和重视程度，也体现了立法者对审判过程中的不当行为、错误结果予以坚决纠正的态度。从整体而言，有错必纠并无不当，但是，有错必纠过分强调了裁判的绝对正确性，忽视了司法公正的相对性。[2]的实体真实主义导致我国的再审制度过于强调对错误裁判的纠正，这也造成了以下弊端：一是生效判决的严肃性、稳定性和权威性在一定程度上的缺失；二是裁判所确定的当事人的权利得不到很好的保障；三是国家的公权力没有受到有效的制约和抑制。不同的利益、价值在我国审判监督程序中未能得到很好的权衡与兼顾。
（二）具体制度设计上存在许多缺陷
除了前述指导思想存在不足外，我国的行政审判监督程序还存在诸多具体缺陷。具体表现为五个“无限”：
第一，处理申诉案件的程序无限。我国行政诉讼法规定了引起再审的三种途径，但当事人申请再审作为引起再审程序启动的一个重要途径，当事人却没有启动再审程序的权利，再审仍是法院、检察院行使审判监督权的程序。当事人申诉不能直接引起再审程序是合理的、必要的，否则会导致申诉人无理缠诉，浪费国家的司法资源。但在司法实践中，由于法院和检察院处理申诉案件的时间、次数、时限、案件种类、处理原则都没有法定程序，导致司法实践中各地做法不同，暗箱操作，缺乏约束，侵犯案件当事人的知情权，使司法机关在申诉问题的处理上带有很强的行政性，即“现行审判监督程序属于带有较强行政色彩的救济程序”。[3]这使得“当事人在申请再审时，犹如进入了一个没有法定程序的雾区，完全感觉不到自己诉权的存在”，极易导致了当事人反复申诉和司法机关公信力降低的不良后果。
第二，引发再审的主体无限严重影响了生效裁判稳定性，损害司法权威。法院作出生效裁判之后，与之相关的法律关系趋于稳定，涉及的相对人也因此继续展开相关行为。然而我国现行的行政再审程序没有严格规定启动再审的主体，利害关系人可以持新的证据、事实提起再审申请；法院可以依职权对本院及下级法院裁判有误的案件进行再审或提审；检察机关可以对同级及下级法院审理的案件依法行使监督权，以抗诉的方式要求法院对案件再审。所有这些使案件涉及的法律关系长期处于不稳定状态，不能实现法律对社会公平和正义的有效分配。长此以往，法律的尊严与威信何从建立？
第三，引发再审的理由无限造成了审判的重复性和不严肃性，影响了法院审判的权威性。我国行政诉讼法规定，各级人民法院院长对本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发现确有错误，认为需要再审的，应当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最高人民法院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上级人民法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发现的，有权提审或者指令下级人民法院再审。然而何谓“裁判确有错误”却是一个难以细化的模糊概念，司法实践中很难界定，具有明显的随意性。另外
行政诉讼法规定，检察机关的抗诉只要合乎法定形式要件，法院必须再审，不准带有任何的附加条件。这一特色极易导致抗诉机关的权力不受制约。而不受制约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放任，很有可能出现权力的滥用而导致启动再审程序的随意性。因而实践中出现了一审程序再审和二审程序再审不定的矛盾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