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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是所有的老法学家都还在从事法学研究和教育。不是因为他们没有实力，也不是他们不爱法学研究。而是时间— —对于这群耄耋老者来说，上苍留给他们的时间或许已经不多。尽管他们心底无法忘掉自己的法学事业，却也“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为了提携后学，2001年，高铭暄不再担任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会长。他说：“我希望年轻的学人更快地成长和成熟起来，担当起组织和推动中国刑法学发展的重任。”
2003年，高铭暄也不再担任中国法学会副会长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暨法学组召集人。他说，他想利用余生做一些有利于中国法学发展的事情。
当记者再次和高老联系时，他委婉地拒绝了采访。他说：“现在我病了，很多时间都是躺在床上休息。我已经辞掉了所有的工作，也不方便接受采访了，请你去采访其他的法学家吧。”
在有着110多年历史的“国立武汉大学”校园里，95岁的韩德培是最年长的教授。这位几乎与20世纪同行的法学家，一生之中，见证了法律科学和法学知识分子在现代中国的兴衰沉浮。
如今，他已是公认的我国国际私法学权威，也是桃李满天下的法学教育家。当记者通过电话与他联系时，他告诉记者：“我的身体不好，听力也不行了，咱们还是通过写信交流吧。”听筒的这边，记者分明听到的是韩老吃力的喘息声。
被誉为中国行政法学的“普罗米修斯”的王名扬先生，在1985年作了一个个人的学术计划，打算在有限的时间里，完成5本行政法学的作品，即《英国行政法》、《法国行政法》、《美国行政法》、《比较行政法》和《中国行政法》。但是，时光流逝，5部作品的蓝图看来难以实现：1987年出版《英国行政法》的时候，他已经71岁；两年后，又出版《法国行政法》。等到1995年出版《美国行政法》，他已经是快80岁的人了。在第四本书《比较行政法》的书稿写完4章时，由于身体的原因，王老感觉到“力不从心”了。他不无遗憾地对人说：“也许，另外两本不能完成了。”
后记
郁达夫说过：一个民族倘若没有伟大的人物是悲哀的，倘若有了伟大的人而不去崇尚，则是整个民族的不幸。
《法学》卷的编者们对于中国的法学界来说，无疑都是伟大的人物。他们的伟大不只是他们编了多少辞书，出了多少著作，更重要的是留给后辈们的精神财富——
在艰难困苦之时尤能潜心研究学问，在内忧外患之时不顾个人安危，在颠沛流离命运起伏之时不坠青云之志，为自己热爱的法学事业而穷毕一生的经历。
前苏联著名诗人布留索夫说：如果可能，那就走在时代的前列，如果不能，就同时代一起前进，但是决不能落在时代的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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