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对清代北京城内旗人典房现象的分析
　　张小林收集整理了清代自顺治到宣统十朝的1436件北京城区房契，[5]涉及旗人的381件房契中有70件是旗人典房契：康熙、雍正朝各1件，乾隆朝26件，嘉庆朝14件（另有2件是民人典房给旗人可不计算在内），道光朝23件（另有1件民典旗），咸丰朝4件，同治朝1件，顺治、光绪、宣统三朝则未见典契。具体细节详见表1。[6]
　　表1. 清代北京城区旗人典旗房情况统计（单位：件）*
　　由此以观，清代各朝旗人典房出现比率（单位：件/年）分别为：顺治0，康熙0.0167，雍正0.083，乾隆0.433，嘉庆0.583，道光0.767，咸丰0.4，同治0.083，光绪0，宣统0。若以年代为横坐标、以典契数量为纵坐标、以顺治朝为原点做图，则有清一代，北京城中旗人以房设典大致呈抛物线状，即顺治朝为零点，康雍乾嘉几朝逐渐上升，道光以后又渐次下降，最后到光宣时消失（详见表2）。对此，又不能用各朝持续时间的长短来解释，因为虽然乾隆朝有26件旗人典契，但同样长达60余年的康熙朝却只有1件；类似的，拥有23件旗人典契的道光朝固然持续30年，但跨越34年的光绪朝却一件也没有。可见统计时段的长短与典契数量并无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因此，对清代旗人典房的抛物线式的发展轨迹还应找寻其它的解释。
　　三、旗人典房的历史原因
　　清代旗人典房有两个值得注意之处，一是当事人的旗人身份，二是设典的房屋的“旗房”属性。二者都与清代八旗制度有关。该制度是努尔哈赤在满族氏族部落基础上创造的，具有军政、兵民合一的特点。“旗”是基本的生产和战斗单位，各旗首领战时统帅作战，平时管理婚丧嫁娶、添丁进口、田赋差役及诉讼等民事。在清军出师入关统一全国的过程中，它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入关后，八旗的绝大部分兵力都驻扎在北京，以保卫皇室。因此，清廷始终都将其视为立国根本，并对八旗官兵实行完全包养（“恩养”）政策，不仅提供俸米、俸银，7还分给土地和房屋。
　　分配给八旗官兵的房屋称官房或旗房，土地称官地或旗地，合称旗产。这些“旗产”主要是用暴力手段强占的。[8]顺治元年（1644）到四年期间，清廷曾多次发布圈地令，“尽行分给东来诸王、勋臣、兵丁等”。[9]北京内城的民房被强行圈占，原居住在内城的汉族官员、商人、百姓除投充旗下的以外，都在被驱逐之列。顺治五年八月，又以减少满汉冲突为由，重申前令，勒令尚未迁出的内城民人“限以来年终搬尽”。10这样就形成了北京旗人（满洲、蒙古、汉军以及投充旗下的汉人，亦称“京旗”）和民人（汉人和其他少数民族）分居内、外城（即南城）的格局。[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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