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看来，我们有必要区分三种意义上的法治思想，一是价值法则意义上的，主要是传播自由、民主思想，批判旧的价值法则，为未来的法治奠定价值论基础，尤其是为把自由、人权、民主作为根本法则或自然法意义上的法则，提供可能；二是政治法则意义上的，主要是推翻旧的政权及其法律，建立新的政权及其法律，焦点在解决"谁的法律"的问题，而非如何用法律来治理的问题。三是程序法则意义上的，主要是探讨包括立法、司法等具体规则在内的法治运作问题。严格说来，只有这三种意义上的法治思想结合起来，才是完整的法治思想。 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在近代中国，有变法而无法治，有变道而无治道。再往深处说，根本的问题是，只知变之道，不知不可变之道；只知毁道变法，不知守道变法；有道可变，无道可守。这是变法的法治，飘忽的法治。正是这样，我们才说，这是一个革命的时期，不是一个建设的时期。
【注释】 龚自珍："一祖之法无不敝，千夫之议无不靡，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抑思我祖所以兴，岂非革前代之败耶？"（《龚自珍全集》第一辑"乙丙之际著议七"，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6页）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一《原道》，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36页。
郑观应：《盛世危言·道器》，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黄遵宪：《日本国志》卷三二《学术志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
张之洞：《劝学篇》，外篇，"设学"第三，上海书店200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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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之洞：《劝学篇》，内篇，"循序"第七，上海书店200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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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观应："君主者权偏于上，民主者权偏于下，君民共主者权得其平"（《盛世危言》卷一议院，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康有为：《中国颠危误在全法欧美而尽弃国粹说》（一九一三年），载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892至8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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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拙文：《法治是什么――渊源、规诫与价值》，《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4期。
康有为：《中华救国论》（一九一二年），载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下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
康有为：《革命论·共和政体不能行于中国论》（一九一一年），载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下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670页。
参见梁启超： 《中国专制政治进化史论》，《饮冰室文集》之九。
参见张磊：《孙中山思想研究》，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94页以下。有一种意见认为，孙中山最后放弃了这个阶段论。毛泽东曾指出："军政、训政和宪政三个时期的划分，原是孙中山先生说的。但孙先生在逝世前的《北上宣言》里，就没有讲三个时期了，那里讲到中国要立即召开国民会议。可见孙先生的主张，在他自己，早就依据情势，有了变动。"（《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记者的谈话》，载《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78页）。
孙中山：《民权初步·自序》，载孙中山：《建国方略》之三社会建设。
沈家本： 《政法类典序》 ，载沈家本：《历代
刑法考·寄■文存卷六》，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242页。
《论杀死奸夫》："若设一律，而未能尽合乎法理，又未能有益于政治、风俗、民生，则何贵乎有此法也？"载沈家本：《历代
刑法考·寄■文存卷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084页。
《修订法律大臣沈家本等奏进呈刑律分别草案折》，载《大清光绪新法令》，第20册。
"国家者人格也。有人之资格谓之人格，凡人必有意志然后有行为，""国家之行为何，行政是已。国家之意志何，立法是已"（梁启超：《论立法权》（1902年），载《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第102页）。
梁启超：《管子传》（1909年），载《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八》，第8页。
梁启超：《论中国宜讲求法律之学》（1896年），载《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94页。
梁启超：《管子传》（1909年），《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八》，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4页。
梁启超：《管子传》（1909年），《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八》，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7－18页
梁启超：《论中国宜讲求法律之学》（1896年），《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93页。
梁启超：《中国法理学发达史论》（1904年），《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五》，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43页。
梁启超：《论立法权》（1902年），《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02页。
梁启超：《新民说》（1902年），《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37页。
参见梁启超：《中国积弱溯源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五》，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6页。
例如，他在1903年游历欧洲回来后，看到西方国家的一些阴暗面，于是，"言论大变，从前所深信的破坏主义和革命排满的主张，至是完全放弃"。此后，发表《敬告我国国民》一系列文章，反对民主革命，宣传开明专制，而且谋求与袁世凯合作。有关研究，参见熊月之：《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修订本；宋仁编著：《梁启超政治法律思想研究》，学苑出版社1990年版。
关于章太炎的法治思想，见熊月之《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修订版，第491页以下。
章太炎：《官制索引·古官制发原于法吏说》，《民报》第十四号。
章太炎：《代议然否论》，载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457-458页。
章太炎：《■书详注》第三十八篇"定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594页。
] 胡适：《我们什么时候才可以有宪法》（1929年），载《新月》第2卷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