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世立宪之国家，学者称为法治国。法治国者，谓以法为治之国也。夫世界将来之政治，其有能更微于今日之立宪政治者与否，吾不敢知。藉曰有之，而要不能舍法以为治，则吾敢断言也。故法治者，治之极轨也。[76]
文明之根源有定者何？其法愈繁备而愈公者，则愈文明；愈简陋而愈私者，则愈野番而已。[77]
第三，只有通过法律，才能规设好人类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梁启超曾把管子与霍布士（即霍布斯）作比较，赞同霍布士所说的"国建而法制生，于是人人之权利，各有所限，不能相侵，于是正不正之名词始出焉矣。"他认为管子所说的"定分止争"中的"分"就是"权利"，"创设权利，必借法律，故曰定分止争也。人民之所以乐有国而赖有法者，皆在于此。"他还认为，管子主张"以法治国"，就是为了"正定人民之权利义务，使国家之秩序，得以成立。"[78]
梁启超还从正反两个方面，对法治的必要性做经验的论证。他认为，中国历史上有政绩流传后世的，都是与实行法治主义有关的。与儒家的伦理主义或自然主义不同，他把法治称作"干涉主义"，认为"数千年来其有政绩可法于后者，则未有舍干涉而能为功者也。"[79]他还认为，从欧美各国的经验看，奉行法治主义能够使世界渐进于文明大同：
百年以来，斯义益畅，乃至以十数布衣，主持天下之是非，使数百暴主，戢戢受绳墨，不敢恣所欲，而举国君民上下，权限划然，部寺省署，议事办事，章程日讲日密，使世界渐进于文明大同之域。[80]
鉴于此，面对生存竞争的国际环境，梁启超把法治看作中国救亡图存之策，喊出
舍法治奚以为哉？[81]
关于如何实行法治，梁启超也提出了许多原则和办法。梁启超认为，法治需要以
宪法为基础，与民权相联系，实行三权分立。他强调要加强立法，认为，"立法事业，为今日存国最急之事业，"立法权问题"为立国之大本大原，"[82]"有权利思想者，必以争立法权为第一要义。"[83] 还如，强调要保障民权，立法为民，并保证人民参与政治和监督政府，从而把法治与宪政结合起来。他还假托古人，把古代的"啧室之议"，说成是人民对政府的监督。[84]
梁启超关于政治体制和法治的思想颇为丰富，也较为复杂，值得深入研究。此不赘述。[85]
除梁启超外，还有一些著名学者对法治问题做了深入的研究，章太炎是其中较为突出的人物之一。[86]他指出，
铺观史籍，以法律为诗书者，其治理必盛，而反是者其治必衰。[87]
而且，他还在很大程度上能够淡出于当时的政治争论，指出，"共和之名不足多，专制之名不足讳"，[88]主要在行法治。共和也不是事事循法，不一定就是"治道之正"。也因此，他推崇历史上坚持法治的政治家，如商鞅法不阿贵，秦始皇在用人、赏罚、施刑等方面严守法治，憧憬"明主"和"贤相"的治理，认为"中国所患，非刑重之失也"，而在于行法不当。[89]
值得注意的，还有胡适的观点。在学术史上，胡适的学术观点是比较一贯的。比如对"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和实用主义的执守。在人权、法治和民主问题上，胡适的观点也基本上不因政治气侯和自己地位的变化而改变。胡适在1929年的时候撰文认为,孙中山在民国十三年以后放弃自己的约法思想，只讲军政和训政，由国民党和政府来训练人民，这是不相信人民有在约法和
宪法之下参与政治的能力：
人民需要的训练是
宪法之下的公民生活。政府与党部诸公需要的训练是
宪法之下的法制生活。''先知先觉''的政府诸公必须自己先用
宪法来训练自己，制裁自己，然后可以希望训练国民走上共和的大路。不然，则口口声声说''训政''，而自己所行所为皆不足为训，小民虽愚，岂易欺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