污点证人作证豁免最早可以追溯到英国的“提供保证取代起诉”的制度。[2]虽然起始的具体时间不可考，但笔者根据现有的资料发现，该制度与政府强制取证的特权以及被告人反对自我归罪的特权紧密相关。可以说，它是两者相互妥协的产物。
政府强制取证的权力以1562年的英格兰为始祖。培根公爵在1612年观察到，所有主体都对国王负有“信息披露”义务。虽然并不清楚什么时候陪审团第一次诉诸强制程序以确保证人到场并提供证言，但不可否认的是，1742年普通法已确立了如下法律原则：国家有权获得每个人的证据。强制取证的权力与相应的作证义务，在美国第六修正案中得以确认：被告人有权与不利于他的证人对质，还有权通过强制程序获得有利于他的证人。怀特法官在1964年的Murphy v. Waterfront Comm`n案中解释了政府强制取证权的重要性。他认为，在一个有秩序的社会，州与联邦政府在确保有效的管理方面必需而且最重要的权力是，强制居民到法庭或陪审团面前作证。该证据是政府信息的主要来源之一。[3]
不可否认，政府的强制取证权隐藏着许多可能的危害，比如，控诉机关为了侦控的需要强迫被告人自证其罪，被告人的权利因之受到侵害。鉴于此，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确立了被告人反对自我归罪的特权，该特权并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广泛的传播。这在增强被告人防御能力的同时，也大大增加了侦控机关控制犯罪的难度。以美国为例，自1835年确立米兰达规则，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沉默权以来，警官、检察官倍感获取犯罪嫌疑人供述及有关证据的难度越来越大，由此造成许多案件特别是重大案件和共犯案件无法侦破的情况。检警机关面临无法维持社会治安的责难，因此，他们强烈呼吁国会和联邦法院采取有效的措施改变此种状况。但国会无法绕开
宪法第五修正案的规定从而再次赋予侦控机关强制取证的权力，它们只得寻求两者之间的平衡：既有利打击犯罪又不会侵害被告人反对自我归罪的特权。20世纪应运而生的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就两种价值目标相互妥协的产物。
所以，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不仅是确立沉默权制度的一个反弹，为打击犯罪提供一个窗口，正如波兰检察官塞玛斯克所说的，“如果没有作证豁免制度，对付有组织犯罪是不可能的”。 [4]同时也是保护作证被告人权利的法宝。因为被告人作证难免损害自己的权利，所以，控诉方必须以放弃或降低对他的刑事指控来换取其作证的合作。
